編者按：迅猛的城市化進程，有多少農民工的心血在其中。人們熟悉的，是建筑工地旁拿著安全帽上下工的他們，是酷暑傍晚坐在馬路邊打發時間的他們。人們不熟悉的，是每個打工者的個人夢想甚至是家庭興衰，不熟悉的是打工者一旦遭受不幸，他們的無助與無奈。記者走近這個群體，真實地記錄了一個農民工在發生工傷后踏上索賠道路的艱辛過程。

　　“有盼頭了，拿到錢就能給他治病了。”河北省邢臺南和縣閆里鄉宋臺村村民溫振其的妻子拿著海淀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抹著眼淚，不時地看著丈夫無力垂在床沿的左手。

　　8月21日，在北京海淀區農村租來的9平方米房間內煎熬了800多天的他們，終于迎來了最后一個官司的判決正式生效。雖然賠償還沒執行，但夫妻二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用了兩年半，花了3萬多元錢，經過二次仲裁、一次工傷認定、一次鑒定，一次復議、三次訴訟后，他們終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打贏了這場工傷賠償官司。

　　“太難了。兩年多來，我們就靠吃饅頭、咸菜來填肚子來索要賠償。”溫振其的妻子哭著說，他們既要承受傷殘的痛苦，又失去了任何收入來源，還借錢申訴。

　　打工受傷理應獲賠，溫振其的索賠路為何如此艱難？

　　左手傷殘 打工夢斷

　　1996年，36歲的溫振其帶著一家人的期望來北京當起了保安，月工資400元。“全家的一畝多地刨去成本，一年也剩不下這些錢。”那時，他一個月往家寄300多元，雖然自己生活苦了點，但孩子能上得起學了，家里過得比過去好多了。

　　轉眼間，他在北京做了9年保安，工資也漲到1000元左右。但讓他做夢也沒料到， 2005年3月21日，在北京某啤酒屋做保安時飛來橫禍，在值班室被人砍傷。醫生診斷，左尺神經和左手肌腱完全斷裂，左尺動脈完全斷裂……這意味著他的左手將終生殘疾，從此他將很難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妻子隨即帶著僅有的200元從老家趕來。他打工的單位支付了1.4萬多元醫療費后，拒絕進一步支付，家里也拿不出錢，兇手逃逸，4月4日，溫振其被迫提前出院了。

　　兇手在哪里？進一步治療需要巨額醫藥費，誰來支付？以后的生活怎么辦？……不懂法律，沒有多少文化的溫振其一家陷入了巨大困境中。

　　“逮住兇手，賠了錢，治病就有希望了。”出院后，他們每天一大早就去派出所了解情況，一個多月過去了，派出所毫無進展。他們開始四處打聽，為了省錢，全靠步行，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穿壞了三雙布鞋。吃得不好，好挨，他們最怕的是夜幕降臨，住不起招待所，夫妻倆只有以地當床，繁華城市的地下通道、街上的座椅都是他們棲息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告訴他，他在工作崗位上受傷，應到勞動局申請工傷認定。

　　夫妻倆心里燃起希望。第二天早上5點多鐘就來到了海淀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大門口。

　　曾負責這個案件的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時福茂律師介紹，他們算是幸運的，在事情發生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找到了勞動局，開始了正式的維權之路。很多農民工受傷后，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訴，四處求助，四處碰壁，耽誤了很多寶貴時間。

　　艱難維權　索賠程序走了兩年多

　　看到了希望，夫妻倆就借錢在海淀區農村租了一間小屋住下來，希望盡快結束這場噩夢。可他們沒想到，其后的索賠之路有多艱難。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從農民工發生工傷到領取工傷保險待遇，至少要經歷三個階段：申請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以及核定并領取工傷保險待遇。

　　工傷索賠，首先要認定勞動關系。海淀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答復，先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確認勞動關系。2005年6月3日，他們按照要求提起仲裁申請，要求確認勞動關系。

　　沒有勞動合同，很難作出勞動關系認定。“那時不知道什么叫勞動合同、工傷保險，就是知道了，怎么向老板開口呢？”溫振其很無奈，夫妻倆再一次陷入絕望。

　　時福茂律師說，如果當時溫振其簽訂了勞動合同，老板為其辦理了工傷保險，索賠的路就好走了。但目前，農民工工作不好找，哪里敢要求老板簽合同。

　　“凡是寫著免費咨詢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就進去問。出主意的好心人讓我上哪里，我就去哪里，叫我找什么材料我就找什么材料，只要能把官司打贏就行。”溫振其的妻子四處求助，她相信法律會帶給他們公平和正義。

　　2005年7月25日，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認定他們之間的勞動關系。溫振其不服，起訴到海淀區人民法院，但他實在支付不起律師費。

　　幸運的是，2005年9月，他得到了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站職業律師的法律援助。2005年12月29日，一審法院判決確認了雙方的勞動關系。但令人吃驚的是，1個多月后，啤酒屋老板將啤酒屋注銷了工商登記，后在溫振其要求老板支付工傷待遇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因啤酒屋已注銷而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書》。無奈的溫振其只能再次訴至法院，要求支付工傷保險。

　　從春天走到冬天，又從冬天走到春天。跨越了一道道難關，事發一年多后，溫振其經過了兩次勞動仲裁和一次民事訴訟，直到2006年4月底，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對其作出了工傷認定，確認傷殘四級，社保基金也核定了他的工傷保險待遇。

　　溫振其終于拿到了工傷認定書，但老板又提出了行政復議，政府行政復議結果維持了工傷認定的結論。按照核定的待遇，他們將拿到13萬多元的賠償。

　　就在他們忙于工傷認定時，傳來好消息，兇手被抓到。在援助律師的幫助下，通過刑事附帶民事的官司，兇手被判刑，同時賠償8萬多元。判決于今年8月21日生效。

　　這時已距事發2年半了。雖然溫振其的工傷保險待遇訴訟勝訴，但因為啤酒屋已被注銷，也沒有查明老板可執行的財產，時至今日，他的賠償仍懸而未決。他們焦急萬分，希望拿到一些錢治病。

　　“打工9年，落下殘疾。以后只要不簽勞動合同、不辦工傷保險，就絕不去打工，一旦發生工傷事故，索賠太難了，我們耗不起啊！”溫振其深有感觸地說。

　　農民工工傷　索賠咋這么難？

　　據了解，我國遭受工傷事故的人員大部分是農民工。根據有關規定推算，走完所有的程序，一般要3年9個月左右，最長的則要6年零7個月。勞動關系確認難、時間長，造成了農民工工傷待遇索賠程序復雜，不利于工傷農民工的及時治療和生活保障。

　　如此看來，溫振其的兩年多索賠路，已是不幸中的幸運。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長黎建飛教授介紹說，工傷索賠要耗時那么長，的確令人不可思議。在某種程度上，復雜的法律程序已成為用人單位拖垮農民工的辦法。現實情況是，企業的違法成本低，企業即使輸了官司，也未必為此付出多少代價，而一拖幾年的官司，又有多少農民工耗得起？甚至有的雇主關門倒閉，或改換門庭，使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索賠都找不到人。那些拿不到錢及時治療的傷殘者，傷勢的惡化可能導致他們傷殘等級加重。

　　能不能將程序簡化一些，讓農民工不必在用人單位、勞動部門、工傷認定部門和法院之間來回奔波？

　　黎建飛教授建議，在工傷認定的程序上減少環節、減化程序，將申請責任強制性地加于雇主，將舉證責任更多地分配給雇主或者用人單位，降低農民工個人的維權和司法成本。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與公益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佟麗華建議，如果勞動監察能進一步加大對用人單位與農民工不簽定勞動合同、不給農民工上工傷保險的監察力度的話，違法用工現象會大大減少，而且農民工一旦受傷只要獲得工傷認定就可從國家的工傷保險基金中獲得絕大部分的工傷保險待遇，而企業只需付很少的賠償，也就沒有理由惡意拒付工傷待遇，曠日持久的索賠也就會大大減少。

　　(于猛 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