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偵查員與溫夢杰“聊起了家常”，溫提及了他家資產等情況，唯獨不提建外SOHO的房子。就在溫夢杰輕松回答時，偵查員突然問道：“你搞計算機的，腦子這么好，連自己購買過什么固定資產都記不清，不至于吧！”

　　2007年9月11日上午，原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科技處處長、北京金信思創有限公司負責人溫夢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執行死刑。作為“京城商業賄賂第一案”主角的溫夢杰，是北京市重拳打擊商業賄賂犯罪以來，第一個被法院依法判處并執行死刑的官員，而此案也是北京市檢察系統迄今為止直接立案偵查并經審判認定受賄犯罪數額最大的案件。

　　9月26日下午，負責偵查溫夢杰案件的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檢察官王耕耘做客本報正義網，講述了偵查這一案件時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匿名舉報信牽出千萬大案

　　2004年6月下旬，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將一封匿名舉報信轉交到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的楊局長手中。

　　這封匿名舉報信很簡單，僅僅寫了“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科技處處長溫夢杰用巨款購買房屋，明顯超過他的收入”幾行字。如果舉報的線索屬實，很可能是一個大案子。經過對舉報線索進行價值評估，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領導很快把這個案子交給了王耕耘辦案組。

　　接到任務后，辦案組馬上制定了初查計劃。根據安排，他們一方面暗中摸查溫夢杰的有關情況，另一方面到房地產公司調查。初步摸查，證實在北京分行確有溫夢杰這個人，是科技處處長。而從房地產公司的調查顯示，溫夢杰在2002年11月以其妻子的名字購買了北京建外SOHO社區上千平方米、價值3000萬余元的三套預售商品鋪面房，而購房款項來源不一，除了銀行貸款、少量現金之外，還有大量支票付款及境外匯款。一個國有銀行的處長哪來這么多錢，而且買房為什么要用他妻子的名字？

　　帶著疑問，偵查員針對一筆以“吳某”名字還貸100余萬元的款項，到銀行查證。從銀行的監控錄像中，偵查員看到一個戴著眼鏡、手拿裝滿現金的手提包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溫夢杰！“吳某”是誰？溫夢杰還貸款為什么要用別人的名字？

　　聽取辦案組關于溫夢杰種種異常情況的匯報后，反貪局領導決定密切注意溫的行蹤。

　　行蹤反常的溫夢杰被刑拘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查，偵查員們發現溫夢杰的行蹤很反常。“基本不按正點上下班，活動完全沒有規律。有時開著車，突然就停下了，好像是等人，又像是看周圍有沒有人跟著他。”王耕耘說。

　　幾天后，還發生了一件讓檢察官們擔心不已的事情：溫夢杰突然消失了三天。辦案組之所以擔心，是因為溫夢杰持有護照，外圍調查稍有不慎，都可能導致其串供、毀證甚至出逃。于是，院領導決定對溫夢杰立即實施抓捕。

　　接到命令后，反貪局對溫夢杰實施監控。過了兩天，溫夢杰的車突然出現了，偵查員從早晨一直等到中午，溫夢杰才進入他們的視線。在溫夢杰打開車門準備啟動汽車的一剎那，偵查員迅速出現并攥住了他握著方向盤的手。

　　直到溫夢杰被檢察機關逮捕后，偵查員才得知，在他們立案偵查之前，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領導也曾收到內容相同的舉報信，也找溫夢杰談過話，但由于其矢口否認，銀行也沒有什么證據，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雖然沒被查出來什么，但這件事情給溫夢杰提了個醒，他此后辦事更小心，總是想法保護自己。

　　2004年7月11日，溫夢杰因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刑事拘留。

　　第一次訊問陷入僵局

　　溫夢杰被帶到檢察院后，偵查員與他進行了面對面的第一次交鋒。

　　提起自己的經歷，溫夢杰只講述他過去的輝煌：“我八十年代就是北京工商銀行科技處的副處長，1989年去澳大利亞留學經商。1992年回國后和妻子一起經商。1994年農行北京分行引進科技人才請我當科技處總工程師，1998年當上正處長。”

　　王耕耘說：“當我們問溫夢杰是否承認自己有犯罪行為時，他拒不回答問題。”

　　對溫夢杰的第一次訊問就這樣陷入僵局，偵查員感到了沉重的壓力。

　　偵查員決定改變訊問方式。接下來，偵查員與溫夢杰“聊起了家常”，溫提及了他家資產等情況，唯獨不提建外SOHO的房子。就在溫夢杰輕松回答時，偵查員突然問道：“你搞計算機的，腦子這么好，連自己購買過什么固定資產都記不清，不至于吧！”

　　聽到這句話，溫夢杰一下就抬起了頭。王耕耘說，當時溫夢杰呼吸很急促，將近有10分鐘一句話沒說出來，后來才抬起頭，表示聽說過妻子在建外SOHO買了房。過了一會兒，他又改口說，這是他跟妻子一塊去房地產公司辦的購房手續，但房款大部分都是他妻子出的，他只出了少部分，還有一些朋友的投資，再往下就封口了。

　　“這個時候，雖然案件還沒有突破，但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更確定了對他的判斷。”王耕耘還介紹了一個情況，檢察機關是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溫夢杰進行立案偵查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只是一個表象，這就要求偵查員不能依賴口供，而必須對溫夢杰購買建外SOHO房子的經濟來源進行徹查，找到犯罪的直接證據。

　　并非零口供 檢察官走訪百家單位找到突破口

　　偵查員采取了“雙管齊下”的偵查策略。他們一方面到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查找、調取科技處自1998年以來簽訂的合同資料，歸類分析，察微析疑；另一方面追查數十筆房款來源，將合同業務單位與付款方進行比對分析，尋找突破口。

　　查證工作遠比當初的預想困難得多。在用去上百張介紹信和查詢手續、找了近百家單位和知情人之后，溫夢杰受賄貪污的犯罪事實、證據逐一被查出；而溫夢杰也陸續交代了自己收取業務單位回扣、截留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貨款的犯罪經過。

　　王耕耘向記者糾正了一個說法。“之前，有很多媒體說檢察機關是通過零口供偵破此案的，這個說法不準確。溫夢杰這個人確實是比較狡猾，沒有說實話，但他也是很明智的。在偵查機關已經取得證據、犯罪事實再也瞞不住的時候，他也會如實供出來，最后他承認了自己1500多萬元的貪污受賄事實。”

　　灰色“掘金史”

　　1999年初，剛剛當上科技處處長的溫夢杰在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與某公司簽訂開發合同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向該公司索要了40萬元好處費，這是他的“第一桶金”。

　　溫夢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一些大的設備采購、軟件開發交易，他都要染指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他利用采購設備之機，向某商務公司索賄五筆共計255.5萬元(含前面的40萬元)；2000年7月至2002年9月，他借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與某技術公司簽訂采購軟件技術開發合同之機，索賄四筆共計279.8萬元；2000年11月至2003年11月，他如法炮制向另一計算機公司索賄四筆共計300.5萬元；2003年10月至2004年初，他又向某信息公司索賄兩筆共計237.78萬元。

　　就這樣，6年間，溫夢杰共向多家單位索賄15筆，金額高達1073萬元。

　　不僅如此，溫夢杰還借助職務之便，在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購買進口ATM機設備的業務中，采取欺騙手段讓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多付貨款，后分數次將多付的錢款432萬元打到了自己控制的公司及其他賬戶并據為己有。有人計算過，溫夢杰受賄貪污數額竟占了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與這些公司所簽訂合同總額的八分之一！

　　判處死刑是罪刑相當

　　2005年5月，溫夢杰一案的偵查工作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同年9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受賄、貪污罪將溫夢杰起訴至法院。2005年12月20日，溫夢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貪污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判處死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溫夢杰不服，提起上訴。2006年7月10日，北京市高級法院終審裁定駁回其上訴，維持一審死刑判決。

　　對此，王耕耘指出，賄賂犯罪歷來是我國刑事犯罪打擊的重點。首先，它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敗壞了國家機關和企業的形象；其次，它嚴重侵害了社會主義市場公平競爭的正常規則，成為貪腐的重要源頭，任其發展，會阻礙整個國家建設的健康發展，其危害性是難以估計的。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受賄10萬元以上的，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乃至死刑，溫夢杰6年間多次向多家企業索取賄賂上千萬、貪污數百萬，性質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判處溫夢杰死刑是罪刑適當的”。

　　為何被稱為“京城商業賄賂第一案”

　　對于溫夢杰案為什么被稱為“京城商業賄賂第一案”，王耕耘解釋說，第一，對北京市而言，它是北京市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并經判決認定受賄數額最大的案件。第二，它是判處刑罰最重的商業賄賂案件，一審、二審都判處死刑，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現在已經執行了。第三，它是影響巨大的案件，這個案件2006年被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列為全國治理商業賄賂的典型案例，北京僅此一例，可以說影響巨大，案件曝光后，電臺、電視臺、各大網站都爭相報道，反響很大。而且溫夢杰案偵查終結后，檢察機關向銀行發出檢察建議，引起銀行高度重視，北京市銀監局也專門發通報，多家金融機構整章建制。最后一個因素是，法院完全采納了檢察機關認定的犯罪事實、性質和數額，對這個案件的辦理給予了高度評價。( 袁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