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單位曾是一個叫人愛恨交加的東西——它解決了個人的不少生活難題，比如提供住房，開辦學校和醫(yī)院，但也限制了個人自由，比如凡事皆需單位開具證明，最典型的就是結婚、離婚，單位不給開證明，想結的結不了，想離的離不了，痛苦。或許追求自由比享受單位福利，更是一種值得擁有的權利，所以近年來單位屬性越來越淡化，脫離單位、自由生活成為一種時尚，比如結婚、離婚變成了私事，再不需要單位橫插一腿了。

　　仔細想來，單位辦社會除了限制單位成員的人身自由和選擇權利，實際上違反了經濟規(guī)律，即單位承擔了自己本不該也無力承擔的社會責任，導致負擔過重，效率低下，浪費資源。在推行市場經濟20多年后的今天，看看火紅的中國現代企業(yè)，不得不承認過去的失策——即企業(yè)的責任有限。可有人好了瘡疤忘了疼，又要給剛剛走上正軌的企業(yè)出難題了。

　　“四川規(guī)定婦女上班遭遇性騷擾單位要賠償”(《華西都市報》10月11日)的報道說，新修訂的《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已正式頒布實施。其中有這么一條規(guī)定：用人單位和雇主應當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在工作場所發(fā)生對婦女實施的性騷擾，造成婦女身體、精神、名譽損害，單位或雇主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保護婦女權益，應該贊賞。可出臺這么一條規(guī)定，實在未免荒唐。“單位或雇主有過錯的”，請問如何界定？我們知道，性騷擾行為的發(fā)生要有一個具體的執(zhí)行者，而這個執(zhí)行者騷擾一個異性，純屬個人行為，他觸犯了相關法律，其后果要由本人承擔，關單位什么事呢？當然，“用人單位和雇主應當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但問題是很多時候性騷擾都是隱秘進行，用人單位和雇主根本無法制止。

　　把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強加給單位，還有更深層的危害：有了這個法律條款撐腰，如果有人合謀想索取單位賠償，實在輕而易舉，那么單位或雇主的麻煩可就大了。交易成本的增大，以及不可預知的官司糾紛，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單位不雇婦女，來一個釜底抽薪的一勞永逸。誠如此，真不知道新修訂的《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到底是保障婦女權益呢，還是損害了婦女權益？

　　與此類似的立法，近期還有不少。“不適合婦女的崗位要細化”(《北京晨報》10月10日)的報道說，以明年1月1日起實施的《就業(yè)促進法》為準，新的配套法規(guī)即將出臺，諸如“保障公平就業(yè)”等原則性的法律條文將細化為“哪些崗位不適合婦女”等可操作性條款。

　　毫無疑問，《就業(yè)促進法》的本意也是保障婦女權益，畢竟眼下就業(yè)領域針對女性的歧視現象還很嚴重。但問題是有很多人擔心：一旦“不適合婦女的崗位細化”以后，會不會損害一些婦女的就業(yè)權益？眾所周知，隨著社會的進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如今很多工作崗位正在逐漸打破以往那種簡單的男女生理差別的界限。曾經不適合婦女的工作崗位也會適合，如美國，算是婦女權益保障較好的國家，可在美國礦山卻有不少女性在工作。

　　鑒于法律法規(guī)的特性，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出臺、實施本是一件嚴謹的工作，容不得半點馬虎。可現實中一些地方在出臺一些法律法規(guī)時，往往缺乏嚴謹的精神，或者干脆委托一些部門立法，導致制定出來的法律法規(guī)在實施過程中要么難以落實，要么弄巧成拙，損害了法律法規(guī)的尊嚴和神圣性。

　　所以，筆者特別贊同廣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朱小丹“立法不能靠長官意志”(《南方都市報》10月10日)的觀點。因此，立法部門在制定法律法規(guī)的過程中，最好能夠聽聽民眾的看法。這就需要屏棄部門立法的做法，切實執(zhí)行立法聽證制度，不能讓立法聽證變成一場“秀”。而人大代表更要發(fā)揮自身作用，把好關，叫那些存在問題的法律法規(guī)別出生。(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