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壽進入漂滿藍藻的水中，就像進入綠色的油漆，雖然早已習慣了腥臭的氣味，但他還是不停地揮動雙手，盡量蕩清身周的湖水，隨后慢慢俯下身子，腿一蹬，拘謹地游了起來。

　　這個60歲的昆明海口鎮農民，可能是目前唯一堅持在滇池里游泳的人，每早十分鐘與劣V類水的接觸對他來說至關重要，他認為這有利于降低血壓血脂。“沒辦法，再臟也要鍛煉下去。”張壽笑著說。

　　滇池污染的現狀，對張壽以及其他湖邊村民的影響，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嚴重。過去的二十多年，湖水雖然越來越臟，但農村生活也越來越富裕。打工比打漁掙錢，賣地比種地錢來得快，污染甚至帶來了額外的收入。每逢太陽很大的時節，漁民們一大早就出動，劃著船為有關部門驅趕藍藻，這樣干一天可以得到70元工錢。

　　在上游那個天天是春天的都市里，污染更是在長年累月的媒體報道中成為常態，上年紀的人興許偶爾會懷戀滇池水煮飯的香味，但年輕人更關心汽車與流行音樂，因為他們對滇池的記憶是干燥的，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滇池就已被嚴重污染不能游泳。

　　詩人于堅說：“世界竟然如此荒誕，我們活著，滇池死去！”

　　無力的滇池，膨脹的城市

　　胡星主持工作期間，一個“構筑東方日內瓦建設現代新昆明”的戰略決策被提出，然而這個未來“東方日內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質目前依然是劣V類。

　　讓張正祥最興奮的事莫過于接受媒體采訪，他穿戴整潔，夾著皮制公文包，不像一個農民，更像一個干部。張正祥每天的必修課有點類似張壽，但他耗費體力的方式不是下湖鍛煉，而是繞湖巡查。一大早就離開堆滿環保資料的破舊小屋，餓了吃饅頭，渴了喝澆花水。

　　在西山區乃至昆明市，張正祥的名氣都不算小。幾年前，他為保護滇池與官員和老板們“殊死搏斗”關停采石、采礦場的事跡就被廣泛報道，先當選“中國十大民間環保杰出人物”，后又獲“昆明好人代表”殊榮。

　　如今，58歲的張正祥依然偏執、倔強，一如既往地“誓死保衛滇池”，一如既往地孤獨窮困、債務纏身且遭人嫉恨。這個小學都沒上過的富善村村民，談起滇池便沉浸在一種悲憤中，他認為滇池被污染的同時權利也被污染了。“以污治污，越治越污。”他說話時嗓門很大。

　　傾家蕩產四處告狀，采石場終于封停，但隨后而來房地產開發和高速公路建設卻讓張正祥感到無力，正像滇池，面對著它北面不斷膨脹的人口和欲望。

　　上世紀90年代至今，滇池周邊的房地產開發方興未艾，連排的別墅建在昔日圍湖造田新生的土地上，成為社會富足的象征。

　　2002年，大連萬達集團進入昆明，斥資35億元在滇池旅游度假區圈地4000畝，投資30億元人民幣，并引進5000萬美元的外資，開始了它在滇池旁的造城計劃。經過幾年的開發運作，往昔的田園變成了今天的高級住宅區，有別墅洋房，有高爾夫球場。

　　讓張正祥和村民不能理解的是，他們在這邊退出耕地讓科研院所種上昂貴的植物，建設據說能凈化入湖污水的生態濕地，而那邊卻緊緊臨湖大搞房地產開發。“治滇池不治水，挖田搞濕地，這有什么科學性？”這就是白草村的老農李順德的認識。

　　2004年，滇池西畔修建高海公路，挖山采石取土數量巨大，至今仍有大量土石被傾倒在路邊未得到處理。

　　高海公路是云南省近年的宏偉藍圖——“現代新昆明”建設中的重要一環，盤踞風景名勝區西山腳下，沿線是滇池湖濱生態帶，全長31.35公里，投資26.77億元。2001年9月高海公路建設指揮部正式組建，時任昆明市副市長的胡星任指揮長。

　　胡當時分管城建、規劃，同時還擔任滇池保護委員會的副主任，就在胡主持工作期間，昆明城區的老建筑不斷消失，就如滇池中瀕危的物種。一個“構筑東方日內瓦，建設現代新昆明”的戰略決策被提出，然而直到今年1月，胡星在云南省交通廳副廳長任上被公安部通緝時，這個未來的“東方日內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質依然是劣V類，主要監測指標中總氮、總磷超過V類水標準。

　　張正祥認為，修建高海公路是事關滇池治理的大事，此前不經嚴格勘測、設計不能施工，而有人“假冒修建公路之名，在滇池面山毀林取土”，為的是“乘修建高海一級公路的車，大搞土地違法交易和房地產開發”。

　　張正祥最為關心的是白草村的那片山林，因為他在那里的溪水與泉潭中發現了已在滇池里絕跡的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金線魚。他通過媒體大肆宣揚自己的發現，希望建立一個金線魚的保護區，令他沒想到的是，引來的是炸魚和垂釣者，而修高速路時，那里的一座山幾被夷為平地。

　　有關部門的一些人曾來看過，他們在這位民間環保衛士的帶領下，穿過綠油油的叢林和玉米地到達潭邊。但張正祥很失望，他們談得更多的不是金線魚保護區，而是退休后來此建房以享清福，有人甚至說找到了死后的托身之所。

　　末端治理

　　政府每年300萬元專項經費除藍藻；而投資過億的底泥疏浚效果從一開始就受到環保人士的質疑：“相當于把所有東西投入滇池了，再來挖它”

　　今年5月底，太湖藍藻暴發，一場水危機席卷無錫，震驚全國。6月26日，新華社刊發《滇池藍藻再次暴發不會威脅飲用水安全》的報道，將淡出公眾視野已久的滇池又推到臺前。

　　很快，昆明滇池管理局召開新聞通報會，局長馬文森糾正新華社的說法，稱以當時滇池藍藻的范圍和強度而言，尚不能稱之為“暴發”，只是“大量富集”。

　　“暴發”與“富集”到底有何不同？雙方并沒對這一用詞繼續爭辯。只是這件事令云南省環保官員們連聲叫屈，只覺得受到了太湖的牽連。

　　盡管如此，在7月份公布的全省17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成績中，昆明位居榜首。

　　那次新聞通報會上，馬文森還介紹，從2001年起，昆明市政府每年均安排300萬元專項經費，打撈藍藻，包括機械清除物理措施、微生物菌抑制等生物措施及投加混凝劑絮凝沉淀等化學措施。“盡最大努力讓藍藻再少一點，讓氣味再淡一點，讓游客和市民心情少一點沉重，多一點興致。”馬局長說。

　　楊師傅是海埂公園附近的漁民，他和妻子每天頂著烈日趕藍藻。“這東西長得快，雨水一打沉下去，太陽一曬馬上又浮起來。”除了能掙到工錢，他并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多大效果。“有一次專家來撒藥，藍藻幾天后又長了起來，魚倒是毒死了不少。”

　　“水葫蘆瘋長成災了，我們就急急忙忙地打撈水葫蘆，藍藻暴發了，我們就投巨資進行科技攻關，治理藍藻，這都是末端治理、單項治理的一些表現。”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杰說。他曾主持過一項關于社會經濟生態系統運行機制對滇池污染影響的研究。

　　李杰認為，過去打撈水葫蘆的做法是錯誤的，只因為這種植物不好看，老百姓意見大，水葫蘆可以喂豬，還可以做肥料，而藍藻的暴發是在水葫蘆被打撈后出現的。“我們要尊重自然，利用湖泊的這種自救方式。”

　　滇管局的資料顯示，“十五”期間，共打撈滇池水葫蘆82萬噸，清除了重點水域的富藍藻水1295萬立方米，基本做到滇池水面無成片水葫蘆漂浮，重點水域景觀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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