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藥監局窩案落馬的官員中，藥品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盧愛英是唯一的女性。這位注冊司長曹文莊的得力助手，她的貪婪與占有欲與眾不同，除去最高一筆5萬元外，單筆受賄金額大多是萬元以下，尤以2000元居多。法院認定她受賄36萬余元——10年平均每天受賄100元。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盧愛英有期徒刑13年；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審判決后，盧愛英不服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目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正在二審之中。
別人也都有份兒，年年享受“歲敬”
1996年2月，46歲的盧愛英被任命為國家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處副處長。這個位置，關聯著許多單位的生存問題：生產企業和科研單位如果想在國家醫藥管理局立項，必須經過盧愛英的審批。
在這些項目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利益，如果立項成功，國家則撥相關科研經費。一些生產企業和科研機構，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項目，也就意味著科研人員沒事干，全單位的人都要餓肚子。
“歲敬”，是舊時代官場的一個潛規則，就是逢年過節時下屬官員向上級官員“供奉”的禮金。1996年春節后，剛上任的盧愛英收到了下屬單位的第一份“歲敬”。
送“歲敬”的兩人來自天津的一家醫藥研究單位，其中的張某曾與盧愛英一起共事。當張某和他的領導得知盧愛英走馬上任之后，連忙趕赴北京專程看望她。
在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話題之后，張某和其領導起身告辭。臨走時，張某拿出一個信封放在了盧愛英的辦公桌上。
盧愛英以為是什么材料，打開信封一看，里面是2000元現金。在當時，2000元差不多是盧愛英兩個月的工資收入，她雙手像捧著一個刺猬一樣，忙拉住了張某。張某說：“大姐，您別嫌少，我們知道您在國家機關收入低，這是我們的一份心意，貼補點家用吧。而且這錢也不止給您一個人，別人也都有份兒。”
當盧愛英聽說“別人也都有份兒”時，便收下了。
從1996年到2002年，張某和他的領導，每逢春節前后都會給盧愛英呈上“歲敬”2000元；從2003年到2005年春節，“歲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盧愛英和她的愛人住院期間，張某兩次共送給盧愛英“營養費”5000元，盧愛英共收受張某賄賂2.8萬元。
與天津這家醫藥研究機構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盧愛英因為給山東一家醫藥研究所的藥品申報及注冊提供了幫助，先后3次收受該所所長張女士給予的“歲敬”共計6000元。而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張女士的個人獎金。
“少吃多餐”，收錢只收幾千元
1998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與衛生部藥政司等機構合并，成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鄭筱萸出任首任局長。而已是正處長的盧愛英，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成立的國家藥監局藥品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
可以說，國家藥監局最要害的部門是藥品注冊司，而注冊司最要害的部門是化學藥品處，所有化學藥品都要經過盧愛英這一關。
此時的盧愛英被稱為“醫藥界女強人”，手中權力漸漸達到了她人生的頂峰。不過，盧愛英的受賄胃口和其他貪官相比，太小了——從2000元增加到5000元，這是她的底線。她自欺欺人地以為，“少吃多餐”才穩妥，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賄。
很多企業老總得知盧愛英只收幾千元的這個嗜好之后，紛紛投其所好。
多家制藥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幾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幾千元的“歲敬”或“茶錢”。 如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藥企業董事長，每次到盧愛英的辦公室，都放下2000元，4次給了8000元。
某制藥企業為了某種藥品能盡快得到審批，該企業的殷總打通前期所有關節之后，批文卻卡在盧愛英手里遲遲沒有音訊。因為跟盧愛英不熟悉，殷總在盧愛英上班后，直接來到盧愛英家找到其夫，匆匆留下裝有5000元的信封就離開了。不久，殷總拿到了批文。
有了這次未謀面的“交情”，殷總迅速與盧愛英建立起良好的關系，盧愛英專門給殷總打電話說：“再有藥品申報，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給我打個電話，我給你辦了就行。以后你逢年過節來北京的時候，別忘了來家坐坐啊�！�
在不知不覺間，盧愛英超越了5000元的底線。2004年春節之后，殷總送給盧愛英1萬元，她沒有拒絕。殷總3年共送給盧愛英兩萬元，獲得了若干個批號。
然而，并不是只要送了錢就能拿到批號的，四川一家醫藥公司就很不走運。
2005年9月，四川一家醫藥公司的負責人，在申報的“維生素B1和維生素E兩種藥品暫不采用國家標準管理”的過程中，找到盧愛英幫忙。
盧愛英讓對方回去等消息。這個負責人留下回四川的車票錢，從隨身攜帶的差旅費中擠出1萬元交給盧愛英表示感謝。但是，等他回四川過了好久之后，盧愛英才打電話告知他們公司的申請沒有獲得批準。
這位負責人沒有辦成事，只好自己掏腰包墊付了這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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