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去世前告訴她：還欠著信用社一千元貸款，一定要還。她含淚答應了丈夫。為了這個承諾，她開始了漫長屈辱的生活——

　　她雙目失明，只能在地上爬著走。8年前，丈夫臨終前告訴她，尚有1000元信用社貸款未還。從此，她“走”上為夫還貸之路。無奈，她只能匍匐行乞。

　　她的想法和丈夫一樣：不能欠國家的錢，借了錢哪能不還？8年來，她受盡屈辱，歷經辛酸，終于還清了貸款。這時，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

　　11月23日，墊江縣高峰鎮石豐村1組，周安會一貧如洗的家。

　　4個紙箱下壓著一個臟得看不出本色的木箱，58歲的周安會摸索著打開箱，從最底層摸出一個塑料袋，又從里面摸出一個更小的塑料袋，里面有一個紙包。她小心打開，拿出3張紅色的憑證，一張舊的，兩張新的。

　　“就在這里了。”周安會趴在地上，用兩根勉強能活動的拇指輕輕撫摸著3張憑證，失明38年的雙眼似乎透出了亮光，臉上漾著滿意的笑容。當記者要看看這3張普通的紙片時，周安會臉上的笑一下子沒了，將其緊緊抱在胸前：“我總算還完了！這是我的命根咧，我苦了8年就為了這個，你們不能拿去！”

　　當確定記者只是看看時，她才慢慢拿出來，但必須自己拿著讓別人看。

　　這3張紙上印著“重慶市農村信用合作社收回貸款憑證”。第一張為2001年7月11日，還貸500元；第二張2007年10月7日，還貸500元；第三張2007年11月23日，還貸1000元。

　　第一張憑證上，有信用社經辦人陳明賢手寫的一行字：“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癱瘓失明，兩小孩到處流浪。妻子化緣償還，故未收利息。”

　　“8年了！我這錢來得不容易啊，但借了錢哪能不還？”周安會現在終于可以安心了。她患有膽結石，肝部痛了、硬了幾年，鄰居說她可能患有肝硬化。周安會說，不管自己活多久，能在有生之年將欠國家的錢還清，她死也瞑目了。

　　“1000塊，恁多啊！”當丈夫臨終前告訴她，他還欠著貸款時，周安會半天沒回過神來。

　　1999年7月19日，丈夫宋吉明因食道癌去世。這個日子之所以讓周安會如此刻骨銘心，還因為丈夫臨終前對她說的話。

　　為了這句話，她付出了整整8年時間，還落下一身病。

　　“瞎子，有件事，我現在不說怕來不及了。”周安會蜷縮在地上，痛苦地回憶著那個下午發生的事：“他說這話時，不知哪來的力氣，一把拉住我手，將我拉到他嘴邊。”

　　“瞎子，我還欠著信用社1000塊錢貸款。我瞞著你悄悄貸來治病了，該還了，欠國家的錢沒還，我走得不安心啊！”聽了這話，周安會半天沒回過神來。良久，她才“哇”地一聲哭出來：“你叫我怎么辦啊，把欠賬丟給我。”

　　“對不起，瞎子，我病沒治好，還欠了錢。你答應我……”丈夫的手掉下去了，周安會知道，丈夫是讓她答應想辦法還這筆錢。

　　“我還，不要命也要還！”丈夫的身體已僵硬，周安會仍然在旁邊不停地重復這句話。

　　她上哪去找錢還？對她來說，1000塊錢無疑是個天文數字。宋吉明去世時，家里的錢加在一起不足10元，連丈夫的尸體都是村民幫忙掩埋的。

　　周安會5歲患小兒麻痹癥，從此無法站立。她母親想了個辦法，用舊鞋底、谷草、破布和塑料布做兩個護膝，周安會就這樣跪著、爬著長大。20歲時，她又患眼病，吃了很多藥，眼睛沒治好，反讓兩只手不聽使喚。不久，眼睛徹底失明，一雙手也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強活動，其他手指只能終年彎曲著。33歲時，她嫁給了同村的宋吉明，育有一兒一女。

　　“因為窮，女兒12歲就執意外出打工。不久，她爸就死了。”周安會說，女兒走后再沒回家。兒子宋文俊比姐姐小3歲，爸爸去世時他9歲，上小學。

　　周安會的家有兩間屋，是透風的穿逗房，她的床距灶臺不足一米，屋里又臟又亂，她卻能準確地找出她要的東西。

　　灶臺上，只有一包鹽、一碗咸菜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飯。米缸里，還有墊底的一點米。

　　“我已快1年沒吃肉了。上次吃肉，是鄰居殺年豬，給我端了一點。”周安會說，她想吃肉。

　　“她平日吃得最多的是苞谷羹或紅苕，要不就啥也不吃。”鄰居于行珍說。

　　因為沒勞力，自丈夫去世后，周安會家的田土就讓給了村民，每年，種地的村民低價賣給她一些糧食，或不時送她點雜糧，這成了周安會8年來主要的生活來源。

　　“哪里去找那1000塊錢啊？！”她萬般無奈，最后決定外出行乞。

　　每年約200元的殘疾人補助，是丈夫死后，周安會唯一的經濟來源。她同時還要供兒子上學，每學期學費書費是160元。

　　當年11月，貸款就要到期。周安會默默地計算著還款日期。她想到賣房子，但鄰居勸她：“房子賣了，你和兒子住哪？”周安會想了又想，這房確實不能賣。這時，有人給她出了個歪主意——外出行乞。

　　“那怎么行！”周安會第一反應是“臟人，丟臉”。那晚，她縮在被窩里，聽著兒子輕微的鼾聲，不能入眠。

　　第二天是周末，天剛亮，她就叫醒了兒子：“幺兒，快起來，和媽媽去掙錢。”

　　周安會讓兒子牽著來到高峰街頭，4公里長的公路，她們走了近4個小時。周安會護膝下的膝蓋已痛得發麻。

　　“媽媽，我怎么在同學面前抬頭！”當得知媽媽要帶著自己在高峰街上行乞時，9歲的兒子宋文俊說。

　　周安會摟著兒子，不停流淚：“兒啊，媽知道難為你，但我們要還錢啊。”

　　第一天收獲有20多元，其間，宋文俊“失蹤”過幾次——因看見了同班同學，他不得不避開。

　　這20多塊錢讓周安會有了希望。她對兒子說：“下次，你把我帶到這里就回去，晚上再來接我。”第二天，周安會討到18元。

　　“只能周末去，孩子平日要上學。”周安會不想耽擱兒子讀書。

　　寒假到了，周安會決定帶著兒子出一趟遠門——到16公里外的墊江縣城。

　　16公里路程，周安會走了整整3天。到墊江城時，天已黑盡。

　　那天，下著大雨，風很大，周安會和兒子躲在一商場屋檐下，又冷又餓。膝蓋處已在流血，痛得鉆心。她摸了摸腰間，沿途討來的30多塊錢還在。宋文俊依在媽媽懷里：“媽媽，吃點東西吧。”周安會這才想起，3天來，他們一共才吃了兩頓飯，那是好心人給的，其余時間，餓了就喝點冷水。

　　周安會摸出1塊錢：“你去買點吃的吧，我不餓。”

　　“媽媽，你不吃，我也不吃。”周安會聽了心里一酸。

　　這時，一個蒼老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你這人自個兒出來就行了，還讓孩子一塊吃苦？”得知母子倆的情況后，對方沉默了，帶他們來到一家小旅社，為他們付了房費。次日一早，周安會和兒子離開時，旅社老板叫住他們，把3元住宿費退給他們，再拿了5塊錢。“那老板姓高。”周安會記得很清楚。

　　還有一次，母子倆從墊江去長壽，沿途行乞。到兩地交界處，一騎摩托的男子將他們載到長壽縣城，分文未收。周安會說，他們是她8年行乞中，對她最好的。

　　“我一星期攏共討了100塊錢，卻被那個挨千刀的摸走了！”她在雨中放聲大哭，只求一死。但欠賬沒還完，她不能死。

　　餓了，就喝自來水；黑了，就住橋洞或屋檐；冷了，母子倆就相擁取暖。因為到處走，以前3個月才換一次的護膝，現每月要磨破一雙。膝蓋上的老繭磨掉了，常常血肉模糊……8年的辛酸，周安會一想起就哭，但眼淚卻無法從粘住的眼睛流出來，只能往肚里咽。

　　一次，周安會帶著兒子到墊江縣澄溪鎮乞討，天黑了還沒找到地方住。周安會坐在路邊，將沾滿血的護膝取下，讓膝蓋休息一會兒，再綁上。

　　起風了，眼看要下雨，周安會掙扎著拉上兒子就走，找到一處橋洞，很快就睡著了。半夜，他們被雷聲驚醒。下大雨了，橋洞地勢低，流下來的雨水將他們全身浸濕。

　　二人挪到高一點的地方躺下，周安會習慣性摸了摸腰間，突然大哭起來——那個撿來的方便面口袋不在了。當兒子告訴她，捆住口袋的繩子是被齊刷刷割斷的時，她明白，是被人偷了。

　　“口袋里有100多塊錢，是我們一星期才討來的，那個挨千刀的。”周安會說起那個賊，仍咬牙切齒。

　　對她來說，這錢是多大一筆數目啊。雨中，周安會腦子里盡是丈夫臨終時的模樣。周安會拼命將頭往大橋的石壁上撞，哭著說不想活了。兒子在一旁嚇呆了：“媽，你死了，爸爸欠國家的錢，哪個來還？”聽了這話，周安會突然呆住了——錢沒還完，她不能死！

　　“說起都臟人。”周安會說，討飯要將“臉”放到衣兜里。“飯館老板見了我們，像攆野狗一樣攆我們，客車根本不讓我上，常有人罵我是騙子，更有人朝我們吐口水……”

　　“啥子？還欠1000元……”當她正為還完錢而輕松時，突然得知丈夫生前還欠著一筆貸款。她一下子懵了。

　　2001年7月11日，周安會帶著一年來辛苦討來的500元錢，來到墊江縣高峰鎮農村信用合作社，將丈夫生前貸的1000元錢還了一半。信用社經辦人陳明賢在還款憑證上寫下這么一句話：“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癱瘓失明，兩小孩到處流浪。妻子化緣償還，故未收利息。”

　　2003年，新學期又要開始了，周安會握著一個暑假在外討來的400多元錢，樂滋滋地想，除去兒子的學費，再湊點又可以還完了。這時，兒子走過來：“媽，給我留點嘛。學費漲了，老師還要求學生在校吃午飯，每月要繳伙食費。”

　　“幺兒，你中午不吃行不行？晚上回來多吃點！”

　　“可同學們中午都要吃……”兒子宋文俊小聲說。無奈，周安會將400元全部留給兒子作了學費、書本費和伙食費。

　　2005年暑假，在給母親留下一個暑假討來的300多元錢后，剛讀完初一的兒子突然失蹤了。“他托人帶話說去廣東打工了，他受不了乞討的生活……至今沒回來，也沒寄回一分錢。他沒啥文化，在外活得也難。”兒女都沒了音訊，周安會沉浸在對兒女深深的愧疚和思念中。

　　兒子走后，周安會的收入大打折扣，出門的時候也少了。“我看不到路，要飯都要不成。”她只能不時摸索著到高峰場鎮走走，看能不能討到稀飯錢。

　　討來的錢只能勉強讓自己不被餓死，直到今年10月7日，她才湊齊另外500元。

　　那天早上，當她揣著500元摸著走出家門不久，就聽見一男人說：“你這樣爬，啥時才能到場鎮喲——我用摩托搭你。”想起多年前那個摩托司機，周安會心里一熱，爬上摩托。一路上，她不停說：“你真是個好人，謝謝。”10分鐘后，摩托停在信用社門口。她下車正欲進門，突然聽見那個男人說話了：“20塊！”周安會捂緊那500元還貸的錢，翻遍口袋找出16元3毛，男子將錢全部拿走，連3毛零錢也沒給她留下。鄰居鄔吉成告訴記者：“這段路只有約4公里，搭摩托車最多5元。”

　　還了這500元后，信用社工作人員叫住周安會：“你還了1000元，還有一筆，也是1000元。”周安會腦袋頓時一片空白。旁人對她說了，白紙黑字，有他男人的簽名。她這才明白，丈夫當時貸了兩筆款，共計2000元。“大概是怕我受不了，所以他只說了一筆。”

　　行乞8年方湊足1000元，現兒子不在身邊，周安會實在不知道怎么去湊剩下的這1000元。想到這筆錢已貸了9年，不能再拖了，周安會決定找人借。“我寧愿欠別人的錢，也不欠國家的錢。”

　　“8年！還完了。”她長長舒了口氣。她說，等還完村民的借款，她就在家里等失去音訊的兒女……

　　11月23日中午，周安會再次來到信用社，遞上她找人東拼西湊借來的、包了4層塑料口袋的1000元錢。“欠你們的比欠國家的安心些。從今年起，我每月有近40元低保，再出去討點，我會還你們的。”找人借錢時，周安會這樣說。

　　“我們相信她。”借錢給周安會的村民說：“只要有錢，她一定會還。再說，她這么窮，不能看著不管。”鄰居于行珍說，周安會平日寧愿不吃飯，也不去借：“她不愿意欠別人錢。有次，她借了我一塊錢，我說算了，她卻非還不可。”

　　高峰信用社主任李友昌23日中午得知周安會的事，當即拿出50元捐給她。信用社當班的4名工作人員，也為她捐了100余元。

　　李友昌說，他們之前根本沒想到這兩筆錢能收回來——已準備將其納入呆賬處理。“且不說那些欠債不還的老賴，即使一個健全人，如此貧困之下，也很難做到像周安會這樣的誠信。這么多年，這兩筆貸款利息累計要2000多元，但我們不能收。”

　　周安會說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我有膽結石，幾次差點痛死。我肚子長期都是硬的，別人說是肝硬化，活不久了。”

　　“吉明，8年了，你欠國家的錢，我終于還清了，你可以安心了，我死也可暝目了。”周安會長長舒了口氣，握緊那張紅色的還款憑證，“跨”出信用社大門，“走”上回家的路。

　　但周安會乞討的日子并沒結束，因為，她還要還村民1000元借款。她說，等所有錢都還清了，她就在家等待“失蹤”數年、讓她魂牽夢縈的兒女…… (作者：周立 張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