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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秀山洪安鎮12名中小學生的生命，在10月21日走到終點。

　　當天，他們做工的花炮“黑作坊”，發生連環爆炸。

　　新華社10月25日報道，截至當日，死亡17人，2人失蹤，國家安監總局參與事故調查；半個月后，記者實地調查，死亡人數增加至19人，其中12人為學生。

　　發生爆炸的渝湘黔三省交界地，人均耕地不到半畝，貧困成為山民天敵，多有鞭炮黑作坊招攬留守孩子和婦女私制鞭炮。

　　目前，當事作坊主彭向華仍在逃。

　　古李樹，重慶的一個小小山坳，住著20余戶農民。

　　以往，誰家有了紅白喜事，10多家都會過來幫忙。但10月21日下午，當33歲的覃漢龍在家拿他父親的棺木給11歲的女兒覃柳葉制作一個小號棺材時，沒有一個鄉親過來幫忙。

　　那天，古李樹山坳的幾乎每一家都在準備安葬自己10多歲的兒子或者女兒。

　　這個村落在同一個下午，集體埋葬他們的12個親人，其中，除了兩名老婦，其余10名都是孩子。他們曾經都是500多米外鄰村巖樁坪村小花炮作坊的雇工。

　　21日上午7時38分，該村的三家小作坊發生連環爆炸。根據記者走訪得知，爆炸導致19人喪生，其中12名為16歲以下學生，另9名學生受傷。

　　山村炸出蘑菇云

　　“當時我感覺地震了一下，之后傳來三聲震耳的爆炸聲，同時蘑菇云中有磚頭瓦片向我飛過來。”村民石登清至今心有余悸。

　　56歲的石登清有翻黃歷的習慣。但是事發這一天，他忘記了。一個月之后，他從漆黑的臥室里，給記者找到這本去年臘月趕集時買來的黃色小冊子，翻到了10月21日這天。

　　黃歷上寫著，這一天是天牢，黑道日，五行為霹靂火。

　　那天早上起床，一切都同往常一樣。兒子在廣州打工，家里就夫妻兩人。6點半，吃完妻子彭華娣做的早餐后，兩人出門。丈夫往西，到附近高速公路施工工地上打工，妻子往東，繞過一坐3孔的石橋，過河，到河對面的巖樁坪村大紙廠的彭向華家做煙花。

　　臨分手時，妻子對石登清說，今天就再做最后一天，明天就不去了。

　　石登清沒有在意，低著頭往前走。

　　災難發生時，石登清剛走到工地。當時，他先感覺到地猛然震了一下，大約一秒鐘后聽到背后傳來三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回過頭，河對岸的大紙廠，有一朵黑里透紅的蘑菇云拔地而起，緊接著，他看到蘑菇云裹著的磚頭瓦片向他飛過來。

　　這時，石登清的本家———石登富，正摸索著衣服打算起床，突然感覺到床震了一下，然后就聽到自家窗戶上的玻璃嘩啦啦地掉到了地上，和窗外劇烈的爆炸聲。石登富光著腳走到窗戶前，河對岸升起一朵蘑菇云。他趕緊看了下手機，7點38分。

　　石登富看到河對面的蘑菇云下，有人發瘋地往村外跑，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也有人發瘋地往村里跑。

　　7點38分。古李樹的周蘭燕正把泔水往豬食槽里倒。兩頭肥豬突然跳著尖叫起來。隨即，周蘭燕聽到三聲爆炸。她跑出豬圈看見大紙廠方向的那朵蘑菇云。“女兒啊！”周蘭燕頓時跌坐在地，聲嘶力竭地哭喊著。

　　在工地的石登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轉身往家跑。當時心里存著的一點僥幸是，希望自己的妻子因為什么事情返回了家里。

　　到家時，門上冰冷的掛鎖讓石登清絕望了。

　　學生結伴打黑工

　　孩子們用錫紙將火藥包成小球，包一個1分錢，一天可以包1000個。一村民說，這個活危險透頂，稍不留神就會爆炸。

　　幸存者周婭在回憶爆炸事件時，一臉茫然。11月18日才從醫院回家的她，腦子受到沖擊，許多事情都不記得了。“出門時，大概是早上七點吧。”

　　因為父母都在郴州挖煤，周婭一直跟爺爺奶奶住。

　　那天清晨，因為怕吵醒爺爺，她輕輕地關上門，門口站著幾個從大紙廠過來喊她做工的同學。

　　周婭走下爺爺家的曬場，遇到11歲的覃柳葉。覃柳葉剛出家門。她母親周蘭燕站在屋里喊：領完錢早些回來。

　　周蘭燕不知道，女兒此次踏出家門就再也回不來了。

　　這是覃柳葉第二次前往大紙廠做工。前一天，周六，覃柳葉跟同學在彭向華家做了一天，賺了15塊錢。這個洪安小學5年級2班的學習委員覺得收入很不錯，還想著以后每個周末都去。

　　但是，當天晚上，母親周蘭燕否決了她的打算。每年，洪安鎮都要發生煙花作坊爆炸事件。周蘭燕告訴女兒，家里不缺這幾個錢。

　　于是女兒答應她，把已經賺到手的15塊錢領回來，就再也不去做了。

　　周婭、覃柳葉等人沿著村子池塘邊繼續往前走，途中不時遇到小伙伴，這支10多個孩子組成的隊伍中，最大的孩子15歲，最小的8歲。

　　孩子們走了約500米，來到大紙廠的中央。這里呈“品”字狀排列著三座房子，它們是當地最漂亮的新房子———兩層高，外墻貼著白色瓷磚。房里堆滿了炸藥和相關原材料。

　　這三間房是大紙廠村民彭向華、周德龍、周德順的家，同時又是他們沒有營業執照的花炮作坊。

　　“這個周末來的孩子是最多的。”幸存者肖顯芝在彭向華家打工已有一年多。她回憶，此前也有孩子來做工，但也就七八個。

　　周婭記得，周五下午放學時，彭向華在橋頭游說孩子們去他那兒打工，用錫紙包小球，包一個1分錢，一天可以包1000個。彭向華對孩子們說，反正就周末來做工。不耽誤平時上課的。手快些的話，一天能包1500個。

　　周婭、覃柳葉這些孩子都做著一樣的活：把火藥和其他的一些配料，用錫紙包成一個小球。這些小球最終將被裝填到禮花的射筒里。

　　“這個活是危險透頂的，小孩子肯定做不了。”熟悉花炮制作的村民彭向長對記者說，“拿硫酸鉀、鋁粉、硫磺等材料摻和炸藥時，要用手攪拌，只要手碰到容器的底部，就會爆炸。”

　　遺體整理持續24小時

　　爆炸現場的禮花像機槍一樣掃射著，女人們跪在火場邊上哭，男人們開始把全身的衣服澆濕往有孩子哭聲的地方闖。

　　爆炸先從彭向華家響起。

　　幸存者肖顯芝介紹，當時孩子大多在彭家。有些孩子剛包了幾個，便開始玩。他們在地上畫圈，圈里放球，拿鉛筆刀投，擊中圓圈者，就贏得圈內小球。

　　“有一些學生，想把炸藥放到鞋里偷走，就引爆了炸藥。”彭向華78歲的父親彭萬國說，這是彭向華事后向他解釋的。

　　到大紙廠后，覃柳葉去了彭向華家，周婭則在周德龍家做活。她記得，當時需要到周德龍家一樓的里屋取什么東西，剛進里屋便發生了爆炸，她甚至什么也沒有聽到、也沒有感覺到就昏迷過去了。

　　周婭醒來時，發現自己在石頭下面，“卻感覺不到石頭沉，反而覺得自己好像飛起來了似的。但很快便又人事不知了。”

　　11歲的覃猛松真的飛了起來。爆炸時的氣浪把他拋出了院子。

　　他和8歲的妹妹覃潤是被奶奶付紅芝帶來的。奶奶希望自己的孫子孫女能幫自己多包幾個小球，但是，覃猛松沒有興趣，一個人在周德順家的院子里玩玻璃球。

　　據后來參與搶救的楊再七、冉海兵、覃光學等人分析，正是院子里熱浪把覃猛松拋走，才救了他一命。覃猛松被救起時，除了頭部有一些摔傷，并無大礙。

　　“我從古李樹趕過來時，現場還在繼續爆炸，制作鞭炮的紙片和殘肢碎肉到處都是。廢墟里還能聽到一些娃們的哭聲。”村民楊再七回憶道。

　　來營救的村民根本沒法靠近現場。那些已是成品的禮花，在爆炸中被逐步引燃。“20多分鐘過去了，它們依然像機關槍一樣掃射著。”

　　女人們跪在火場邊上哭，男人們開始把全身的衣服澆濕往有哭聲的地方闖。

　　“有時候就拉出來被炸碎的一條腿，有時候是一支胳膊。”在村民冉海兵的記憶里，爆炸發生一個多小時后，消防隊趕到。那時余爆最終熄滅。

　　石登清找到妻子時，只剩下頭顱和右腳。“臉根本認不清了，但我熟悉她的耳垂。腳襪子我也認得。”老人泣不成聲。

　　周婭再次醒來時，已被爺爺和叔叔從石頭下救出來，她臉部、腹部都有大面積燒傷，差點生還無望“爺爺抱著我一個勁的喊我，我想回答，卻說不出話，就看他的臉好遠好遠。”

　　周蘭燕則始終沒有找到女兒覃柳葉的尸體。

　　爆炸后，來自紅安鎮政府的消息稱，整個現場搶救和遺體整理，持續了大約24個小時。

　　黑作坊花炮轉賣鞭炮廠

　　村民彭向長認為，孩子們只所以會成為小作坊主雇傭的目標，是因為成年人一天至少要三四十元錢，而孩子只需要15元錢。

　　11月19日。記者在爆炸現場看到，一個月前的廢墟已經被推土機夷平。一只黑狗在廢墟里嗅來嗅去。但什么也沒找到，怏怏地朝樹林深處跑去了。

　　這里，除了被蘑菇云吞噬掉的樹梢，以及像子彈頭一樣鑲嵌于樹干里的瓦礫，爆炸留下的痕跡已經不多。

　　村民們說，當時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爆炸，只有作坊主彭向華知道。秀山縣政府的官員告訴記者，爆炸后，身受重傷的彭向華，在傷口稍有愈合后，即從秀山縣人民醫院外逃。至今沒有下落。而周德龍、周德順二人也在療傷期間失蹤。

　　彭向華、周德龍和周德順三人年輕時都在外面打工，上了年紀后，便在家里制作花炮。大紙廠留有祖傳的花炮制作手藝，所有原料幾乎都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村民說，村里地少，祖祖輩輩都是靠制作花炮賺錢來補貼家用。

　　彭向華的父親彭萬國告訴記者，大紙廠幾乎每家都在悄悄的制作花炮，然后拉到湖南出售。

　　“他們和湖南一些花炮廠簽訂生產訂單，把自己生產的花炮貼上湖南花炮廠的商標，再轉賣給這些花炮廠。我們曾做過統計，這利潤高達60%。”洪安鎮政府的官員陳德衛說。

　　“村里人每到年底，外面不好找活做的時候，就開始在家里做花炮。”村民彭向長說，“總要有收入來養家，誰都知道政府不讓自己在家做花炮，誰都知道做花炮危險，但是，地少沒吃的，要么餓死，要么炸死。”

　　彭向長曾在10年前從事過花炮的制作。有一次在用起子給花炮安裝引線時，發生爆炸，瞬間，他失去了自己右手的小指和無名指。此后，他便放棄了這門手藝。

　　陳德衛說，幾乎每年都要發生黑作坊爆炸案，而鎮政府一直在加大打擊力度,但是每當和公安機關組成聯合調查組進村檢查時，村民們就會把制作花炮的原材料搬到山溝去。

　　“洪安這地方，三省交界，以前人稱‘景陽岡’，政府即使查收了一些黑作坊，他們也只需要一夜時間，就能從湖南、貴州再買同樣的原材料回來，”陳德衛說，“當地窮，是黑作坊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爆炸案后，縣政府開始挨家挨戶檢查，所有在家制作花炮的男人，都出門避風頭。

　　11月22日下午，記者在大紙廠村后的山野里發現了一堆堆被銷毀的煙花爆竹，村民們說，這是村里其他一些作坊，在得知縣里要來檢查后，把家里儲藏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偷偷銷毀留下的痕跡。記者從未燃燒盡的包裝紙上，發現有“南漳縣白馬山花炮廠”的字樣。

　　據陳德衛介紹，洪安鎮政府也曾針對當地農民脫貧手段單一的現狀，計劃把掌握花炮制作技術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正規的花炮廠，連續三年向上面申請，但是，一直未獲審批。

　　而孩子們只所以會成為小作坊主雇傭的目標，在彭向長看來道理很簡單：“你在村里看看，就剩下老的老小的小，能雇誰呢？到外面去雇傭成年人，也雇不起，成年人一天至少要三四十元錢，而孩子老人，只需要15元錢。”

　　面對貧窮的少年

　　“我早就想給其中一些孩子申請兩免一補，但因為比例太低，我們全班59個學生，只有2個名額，最后只有作罷了。”周婭班主任說。

　　11月21日，陽光燦爛，幸存者周婭低頭坐在躺椅上，她被父親抱到院子來曬太陽。

　　為什么要去花炮作坊打工？

　　“沒錢。”這名初二學生用眼白看了記者，隨即又把頭埋了下去。

　　“他們知道這些作坊充滿危險，洪安鎮每年都有花炮作坊爆炸發生，其中就曾炸死過他們的同齡人。”周婭班主任謝建軍告訴記者，在每一次爆炸發生后，學校都要進行專項教育。

　　周婭父親說，古李樹人均耕地不到半畝，這幾年天旱，農民收入主要依靠在外打工。這筆錢首先要給家里買糧食吃。

　　除去家里其他費用，每年再給孩子交400多元錢的學費(洪安小學每學期的學雜費是150元，洪安中學每學期的學費是200元)，“不可能再多給孩子零花錢。”

　　每天父親給周婭1元錢，吃午飯。據村民們講，他們的孩子中午都在學校吃飯。古李樹幾乎所有父母給自己孩子定的午餐標準都是：每天1元錢。

　　“一元錢只能在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買一個面包吃。”周婭說。

　　周婭班主任謝建軍告訴記者，學校食堂的午餐費用是1塊9。

　　“這些孩子，沒有一個在學校亂花錢，出事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各班名列前茅的學生。”謝建軍一臉的惋惜，“我早就知道這幾個孩子家庭困難，想給他們申請兩免一補，但比例太低，我們全班59個學生，只有2個名額，最后只有作罷了。”

　　記者了解到，楊忠是到花炮作坊打工時間最長的學生之一。

　　“今年物價上漲后，楊忠曾繞彎子跟我說，一元錢不夠吃，我便說那給你漲到一塊五吧。孩子說行，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以后，他便給我說，爸爸你給我的一塊五我花不完，一元錢就夠了。后來我才知道，他已經在彭向華那里做了四五個周末了。”楊忠的父親楊正兵淚如雨下。

　　安慰補助1萬元

　　秀山縣給每戶喪失了孩子的家庭發了5000元喪葬費，又以愛心捐款的形式，給每個家庭5000元補助。

　　“孩子長這么大，就給我提過一個要求，說要買一副羽毛球拍，問多少錢，她說，好的12元，便宜的5元。我給她12元，她最終還是買了5元錢的。”覃漢云說。

　　覃柳葉的尸體始終沒有找到，父親覃漢云和妻子給孩子做了一個衣冠冢。這副球拍也被放進了覃柳葉的棺材里。

　　在楊莎的日記里，寫著她去打工的目的，“爸爸媽媽我已長大，不能再花你們的錢。”后面一份清單，羅列著她的購物需求：

　　鞋子，25元；唇膏，3元；兒童霜，2元；手表，15元；兩雙襪子，5元；指甲油，2元；鋼筆，5元；車費，2元；麻辣，2元；其他，5元。

　　事發后，楊再七才知道，女兒已經在彭向華的作坊工作了兩個周末，只差21日這一天，她就能賺夠自己需要的60元錢。

　　而女兒每次打工都是告訴父母自己去同學家玩。

　　“她這樣說，我們也就信了。因為她一直都很聽話。如果知道她去花炮廠做工，我們死都不會答應。”楊再七后悔莫及。

　　11月22日中午，村民楊再七拿著女兒夢想中的那份購物單，再次來到女兒墳前。他的臉貼在墳頭的泥土上，身子不停的抽搐，嗓子里發出低沉的呻吟，像似一個受刑者。

　　一個月前的驚魂似乎沒有給覃猛松留下什么痛苦記憶，盡管妹妹和祖母在爆炸中喪生。但這個山里少年依然常在坡上奔跑，不理會爺爺在背后喊罵。

　　在覃猛松家往西50米，有星星點點的12個新墳。當地村民說，“現在村里人已經不敢路過那里，男的女的路過就哭。”

　　10月27日，秀山縣民政局和財政局給每戶喪失了孩子的家庭下發了5000元喪葬費，此后，縣政府又以愛心捐款的形式，給每個家庭5000元。

　　孩子們的死，給古李樹———這個在一個清晨幾乎喪失了一代人的山坳，帶來的一個變化是，洪安鎮將修筑一條混凝土道路，以取代現在的山路，把村里和鎮上連接起來。

　　以前孩子們就是踏著這條土路，途經路上那座三孔石橋去學校讀書。彭向華就是在那座橋口，勸說孩子們去他的花炮作坊打工的。

    記者 楊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