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底，洛陽一名“勞教人員”狀告當地勞動教養委員會，指稱勞動教養制度違法。12月4日，由8名法學專家和60名學者、律師聯合起草并簽名的司法建議書被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其核心主題為“建議就‘勞教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和廢止”。

　　　　勞動教養制度存廢之爭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就有學者提出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上位法，應予廢止。而在專家的齊聲“討伐”之外，來自司法和治安基層的聲音認為，一旦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基層治安工作會更難做”。　　

　　“挑戰”勞教制度的官司

　　今年10月25日，伊川縣律師張增軍代理伊川縣人陳超一案。官司其實并不復雜，2006年12月30日下午2時許，陳超伙同他人，手持鋼管、角鐵等物，到該縣江左鄉杜海良家將其面包車砸壞，損物價值380元。陳超還兩次以威脅手段向村民強行收取屠宰費數百元。事發幾個月后，陳超等人陸續被伊川縣公安局刑警隊控制。

　　今年7月26日，陳超被警方刑事拘留，關入伊川縣看守所。隨后，公安機關按照刑事辦案程序將陳超等人的犯罪材料報給當地檢察院，提請對其進行逮捕。

　　8月下旬，檢察機關以情節輕微，造成損失不大以及證據不足為由，拒絕對陳超下達逮捕決定。按照規定，公安機關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將嫌疑人釋放。

　　8月31日，伊川縣看守所向陳超下發了“釋放證明書”，并用“不構成犯罪”來解釋釋放他的理由。然而拿到釋放證明后，陳超卻并沒有如期獲得自由，等待他的，是兩年勞教生活。

　　9月5日，洛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下稱“洛陽市勞教委”)做出決定：“根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三條之規定，現決定對陳超勞動教養貳年……”

　　對此決定不服，陳超聯系到了張增軍，對洛陽市勞教委提起行政訴訟。

　　張增軍在替陳超寫的行政起訴狀中羅列了三條理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條：“洛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做出的勞動教養決定沒有法律依據。”

　　張增軍說，勞動教養的依據是1982年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出臺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該辦法的第一條解釋了辦法出臺的“淵源”：根據1957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1979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補充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結合勞動教養工作的具體經驗，特制定本辦法。

　　“也就是說，《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屬于行政法規，而不是法律。”張增軍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

　　張增軍認為，“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違背了《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規定，不能用來作為剝奪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據。因此，洛陽市勞教委所做的勞動教養決定沒有法律依據，如果陳超有違法行為，應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予以處罰，事實上有關方面也已經作出了制裁，給予了陳超刑事拘留，最終決定無罪釋放，“洛陽市勞教委所做的勞動教養決定，不僅違法，而且是重復處罰，應當予以撤銷”。

　　讓張增軍有些意外的是，這一矛頭指向勞動教養制度的訴訟，立案“意外的順利”。11月5日，經過洛陽市西工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和行政庭的審查，這起特殊的行政訴訟案件被正式受理。法院向洛陽市勞教委寄送了原告的訴訟資料，案子進入正常的審理程序。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此案的特殊性，外界對此事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關注。法學界圍繞陳超一案，在京發起了一場有關勞動教養制度存廢的討論，并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然而，11月12日，就在西工區法院正式立案的第7天，一紙“逮捕通知書”送到了陳超家人面前。在這份通知書上，記者看到了“陳超因尋釁滋事罪，經伊川縣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字樣。

　　第二天，洛陽市勞教委“撤銷陳超勞動教養的通知書”也送到陳超家人的手中，理由是陳超因尋釁滋事罪已被批捕。

　　備受關注的“挑戰”勞動教養制度的行政訴訟，由此自行告終。但其引發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話題，仍在學界和坊間繼續。

　　　洛陽法官的“迂回”戰術

　　“這很正常啊，沒啥特殊的。”12月4日上午，西工區法院立案庭庭長劉龍章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劉龍章說，起訴洛陽市勞教委的案子“每年都有好幾起”，因為在公安局院內辦公并歸他們管轄的勞教委正好在西工區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內，所以，有這類案件都要在他們這兒立案。

　　據了解，近5年來該院每年正式受理的此類案件有近20起，從判決結果來看，不乏原告勝訴的案例，其中有不少案例還成為全國司法審判的典型判例。

　　12月4日下午，洛陽市中級法院行政庭副庭長郝亞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脫口而出：“運用法學原則，講究審判技巧，達到迂回公平。”對于此類案例，這是她此前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常掛在嘴邊的話。

　　“對待狀告勞教委此類敏感案件，法院首先要面臨的問題就是‘立案關’。除了一些特別的案件外，涉及勞動教養問題的紛爭，審判機構應該給當事人一個進入公開審理場合的機會。在審判過程中，我們一般依照充分和勞教委溝通，講究審判技巧，達到迂回公平的原則。”

　　西工區法院辦案人員向記者描述了一例被最高法院收錄于案例教材的“勞教委敗訴案”：2003年6月10日，17歲的洛陽姑娘柴小瑞盜竊自行車時被當場抓獲。后經估價確認，該自行車價值為700元。當天，洛陽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對柴做出拘留15天的治安處罰。事發9天后，洛陽市勞教委對柴做出勞教一年的行政處罰決定。

　　柴對決定不服，將勞教委訴至西工區法院，2003年11月27日，西工區法院對此案做出了“歷史性的判決”：被告對柴小瑞做出的勞教決定屬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

　　接到勝訴判決后，柴小瑞立即向法院提出勞教委支付國家賠償的行政訴訟。此案經西工區法院和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兩審認定，最終勞教委再次敗訴，被判賠償柴小瑞各項費用9000余元。

　　此案在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看來，“達到了迂回公平的目的”。

　　但在辦案過程中，也存在大量原告敗訴的此類案例。有著法學碩士學位的郝亞麗說：“我們在審理此類案子時，確實遇到了很多具體問題，有些障礙只能繞著走。我們希望國家從立法技術和立法層次上，避免這種矛盾和尷尬，為基層法官審判過程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

　　專家建議人大廢止勞教

　　撤銷陳超勞動教養的通知書顯然沒能阻止北京專家們關注此案的腳步。11月29日下午，我國法學專家江平、賀衛方、胡星斗以及經濟學家茅于軾、刑事辯護律師錢列陽、張星水、譚雷、莫少平等，在中國律師觀察網的邀請下，就勞教制度的存廢問題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的“切入點”正是陳超一案——與會者將之稱為“洛陽事件”，因為此案是目前最新的與勞動教養制度有關的訴訟。

　　據了解，專家共同討論后通過了一個建議“全國人大對勞教制度進行違憲、違法審查，廢止勞教制度”的書面材料。

　　江平認為，勞動教養制度是伴隨上個世紀50年代的特殊情況出現的，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制度早已不符合現實的法制環境。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通過后，這個制度就應當被廢止。

　　賀衛方在當天的發言中說，勞動教養制度帶有明顯的“權力特征”，在刑事審判中，法院給了嫌疑人充分的申辯權，有期徒刑還可以有緩刑的形式。而作為一種非刑事處理的手段，勞動教養制度則沒有賦予嫌疑人更多公開申辯的機會，更不存在“緩刑”的形式。

　　“我們應該對洛陽的法官立案和‘迂回’公平的做法表示欽佩，但這不應該成為個案。國家需要的是一種制度，一種對違法制度進行常態性司法審查的制度。”賀衛方說。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是這次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建議書的重要起草人。胡星斗教授在談到勞動教養制度目前存在的諸多矛盾時說，2006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開始施行后，在司法實踐中法律已經給勞教制度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沒有必要再使用這個被社會各界強烈質疑的“行政法規”。

　　年逾七旬的經濟學家茅于軾說：“我不是搞法學研究的，但是我非常關心、關注‘洛陽事件’。我發現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已經延伸到社會各個領域。是否對有關人員進行勞動教養的決定權，實際上是在公安機關一家手里掌握。決定的過程中，幾乎不給當事人以任何公開申辯的機會，也給案件過錯糾正的渠道設置了障礙。”

　　基層聲音：“不合理”但“有用”

　　討論會后，胡星斗等專家執筆起草“違憲審查建議書”、“即日廢止”的公民建議書。以上兩份建議書的草案在11月30日以后，通過相關渠道公開向社會征求了意見。

　　其間，除胡星斗等4名權威專家公開支持該活動外，包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夏業良教授，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仁文在內的其他4名教授和60名學者、律師，也在建議書上簽名支持。

　　12月4日是全國法制宣傳日，下午，已向有關方面寄出建議書的胡星斗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說：“我是全國第一個自2003年就以書面形式提出要對此進行違憲審查的，這應該是第二次了，在這兩份建議書中，我們從勞教制度的誕生年代和社會背景進行分析，分四部分加以考證，認為‘勞教制度已經嚴重違反上位法……(該制度)打破了公、檢、法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時至今日，進行違憲審查、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條件都已經完全成熟……為此，強烈要求全國人大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違憲審查。”

　　胡星斗還說，這兩份建議將在24小時內到達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相關部門。至于能不能達到目的，他認為“很有希望，因為中國當前已經具備這個條件”。

　　不過，近段時間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多方調查的張增軍，對北京專家的上書結果并不抱樂觀態度：“如果完全廢除了，全國整個勞動教養機構的這么多人咋安排？還有就是勞教決定權的問題，本來是一家說了算的事兒，現在不讓他獨斷了，他會愿意？”

　　而一直堅持“迂回”戰術的郝亞麗針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完全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也不切合實際，比如有些小偷小摸屢教不改的，就是要勞教，你不可能要求公安機關在警力緊張的情況下天天圍著這些事兒轉。”

　　負責辦理陳超案件的伊川民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亦贊成郝亞麗的觀點：“以陳超為例，他曾有前科，案發時剛放出來沒多久，現在又三番五次尋釁滋事，若是僅僅以拘留、罰款來處罰他，顯然不足以讓其安分守己。類似這樣的案件很多，假若以后都不讓勞教了，基層的治安工作會更難做。”

　　西工區法院立案庭庭長劉龍章同樣對廢除“勞教制度”持反對意見，他們法院的同志經常與勞教部門的同志交流，他認為：“勞教制度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在中國現今的國情下，依然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它就像一個大袋子，運用其他法律無法解決的問題，總能裝到這個袋子里，這對當下有些易激化矛盾的緩解是有積極意義的。”

　　爭論仍在繼續，但外界的“過度關注”已經讓陳家人覺得惶恐。12月4日，張增軍沒能去伊川參加提起公訴后開庭審理的陳超一案，準備“低調打完官司”的陳家人不讓他再做代理律師，即使他多次表示“愿意免費代理”。(記者 朱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