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老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孩子履行“精神贍養”義務，因為法律無明確規定，以往類似的案件都無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最近，江蘇省海安縣法院的一則判決，支持了原告要求精神贍養的請求。

　　有人對法院把道德問題法律化表示擔憂，認為道德不是法律，如果一切公序良俗范疇的“孝道”等問題全部通過法律解決，那么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了以法的名義對道德行為的過分介入。以法律取代倫理道德，這既不符合設立法律的目的，也導致國家財力無法支撐倫理道德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執法成本。

　　數年來，精神贍養是道德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備受爭議。

　　贊成法律介入精神贍養者認為，《婚姻法》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上述法律規定包含了精神贍養的內容。

　　反對者表示，精神贍養應是道德義務，而不是法律責任，精神贍養訴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法律也沒有對贍養人不履行精神慰藉義務應承擔何種責任作出明確規定。《婚姻法》規定的贍養義務并未包括精神贍養，而且精神贍養無法像物質要求那樣量化，即使法院裁判后也往往會因精神贍養的特殊性而無法執行，反而會削弱司法判決的權威。

　　對此爭論，本期將一則精神贍養的典型案例提供給讀者，相信公眾會得出自己的結論。———編輯手記

　　“我年老體衰行動不便，請求被告也就是我兒子每周探視5次，每次探視陪護4小時以上……”

　　2007年11月，筆者在江蘇省海安縣城86歲的楊老太家中采訪時，老人拿出了海安縣法院的判決書，她的精神贍養請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據了解，這是全國首例對精神贍養判決支持的案件。|以往法院審理此類精神贍養案件時，都以“對贍養人不履行精神慰藉義務應承擔何種責任，法律上沒有作出明確規定”為由，駁回訴訟請求。老人無人照看

　　楊老太1921年出生于江蘇南京，上世紀50年代丈夫去世。

　　1978年11月，她從上海某醫院退休。

　　1988年，楊老太在南京秦淮區夫子廟附近分到了一套住房。

　　2000年，她將南京的房子賣了回到江蘇海安縣城兒子的身邊，重新購置了商品房。

　　2004年8月，老人和兒子因家庭瑣事發生爭執，兒子一氣之下搬了出去。

　　之后，行動不便的老人曾請求兒子看在其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份兒上搬回來居住，可是兒子、兒媳不為所動。

　　2007年4月1日，老人聘請律師將60歲的兒子告到法院，請求判令兒子每月支付900元生活費，每周探視5次、每次陪護4小時以上。法院判決

　　江蘇海安縣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法庭上兒子辯稱，他們夫婦曾與母親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因脾氣、習性難以適應分開生活。母親每月有退休工資1300余元，基本生活足以保障，而被告是企業內退職工，月工資只有340元，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無力支付母親每月900元生活費。

　　母親現有保姆照應不需要陪護，將來一旦臥床不起他會盡義務。

　　2007年6月，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原告有退休金，按本地區居民平均生活標準，其日常生活足以得到保障，無須他人提供經濟幫助。被告為企業內退職工，對原告提出經濟幫助的要求確有困難，對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費的請求不予支持。

　　法院同時認為，贍養父母不能僅被理解為經濟上的供養，還包括精神上的慰藉。本案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定期探視符合人倫，亦于法有據，但孝敬老人是被告生活中的部分內容，遠不是其生活的全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每周探視5次，每次陪護4小時以上，被告客觀情況似乎難以允許。對此法院視情酌定，判定被告每周不少于兩次探望原告，每次陪護時間不少于1小時。

　　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均沒有上訴，判決生效。爭議焦點

　　此案的判決，在社會上、法學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響。

　　支持者認為，《婚姻法》第21條第一款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1條第一款規定： “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此可以看出，贍養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上供養，二是生活上照料，三是精神上慰藉，四是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其中后三個方面主要屬于精神層面。因此，我國法律雖沒有直接使用精神贍養這一說法，但事實上已確認贍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反對者表示，精神贍養應是道德上的義務，而不是法律上的責任，精神贍養訴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只是一個倡導性條款，沒有具體法律規定，法律也沒有對贍養人不履行精神慰藉義務應承擔何種責任作出明確規定。《婚姻法》規定的贍養義務并未包括精神贍養，而且精神贍養無法像物質要求那樣具體量化，即使法院裁判后也往往會因精神贍養的特殊性而無法執行，相反會削弱司法判決的權威。

　　有人對法院把道德問題法律化表示擔憂。道德和法律兩者有諸多相似之處，公平、正義、合理是它們共同的價值標準。但是，如果一切公序良俗范疇的“孝道”等現實問題全部通過法律解決，如果僅僅因為一方利益受到損害便強加給他人法定義務，那么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了以法的名義對道德行為過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以法律取代倫理道德，這既不符合人類設立法律的目的，也導致國家財力無法支撐倫理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執法成本。

　　筆者采訪中發現，老人在這場糾紛中贏了官司，但法院判決后兒子一次也沒有來看望她。老人嘆了一口氣說，讓兒子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慰藉，即便是法院強制執行，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期盼立法

　　目前，我國有老年人口1.3億，占總人口10%。據預測，2020年后中國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6億。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老年化人口的不斷增長，有關精神贍養的訴訟將會越來越多。

　　面對日益增多的精神贍養訴訟案件，法院往往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因為法律對贍養人不履行精神上慰藉義務應承擔何種責任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于是，當老年人提出精神贍養訴訟請求時，駁回于情理不符，支持卻于法無據。

　　南京大學法學家建議，要立法解決目前存在的這種狀況。《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10多年前頒布的，當時主要關注的是物質贍養，該法第15條規定，“贍養人不履行贍養義務,老年人有要求贍養人付給贍養費的權利”，但卻沒有規定精神贍養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因此，面對老人日益增多的精神贍養要求，建議法律應當對此進行必要的補充，可參照適用精神損害賠償的有關規定，在原來條文“贍養人不履行贍養義務，老年人有要求贍養人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后增加“和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由此老年人在訴訟請求中就可以明確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法院根據情況判決不盡精神贍養義務的子女支付一定的精神損害費用，以彌補老人應當享受而沒有享受的精神贍養所受到的傷害。

　　同時專家建議，在法院受理的贍養糾紛案件中，兒媳、女婿不協助或阻止老人的兒女履行義務占有相當比例，立法時應將直系姻親設定為贍養義務人。隨著獨生子女的增多，他們均要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當老人在其子女無力履行贍養義務時，也可要求子女的配偶履行義務。世界上一些國家規定了直系姻親間的撫養責任，《法國民法典》第206條規定：女婿與兒媳應當并且在相同的情形下對公、婆或岳父、母負相同義務。

　　針對一旦贍養人不履行義務時如何執行這一難題，專家建議加強《民法通則》第134條的合法運用。該法條規定了十種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可以采取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基于以上規定，法院在審理贍養人不承擔精神贍養時，在判決、執行過程中合理運用責令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訓誡、具結悔過乃至罰款、拘留等手段，以便精神贍養案件的處理得到更好的效果。(作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