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存在大熊貓皮終端市場

　　產生懷疑的不僅僅是張瑞英和熊一蓮。

　　今年6月，重慶榮昌抓獲寶興兩個“熊貓兇手”的消息傳出后，四川雅安市政府成立了工作組，到寶興督辦此事。在座談會上，寶興縣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科科長、大熊貓攝影家高華康，提出一個疑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殺害大熊貓的案件已經很少，為什么最近幾年，發生的幾起案件都與重慶榮昌縣有關，而且都與一個叫甘海龍的人有關？這中間是不是有些蹊蹺？”

　　他說過這番話不久，四川省雅安市委書記就收到一封署名“痛心人”的電子郵件，信中表達的觀點與高華康的觀點如出一轍。雅安市林業局領導有些納悶，曾問高華康，那封電子郵件是不是他寫的。

　　直到兩星期前，高華康才弄明白，那封電子郵件的執筆者，是他的老領導，現已退休的寶興縣林業局原局長崔學振。

　　這個畢業于北京林業學院的寧波人，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四川寶興，開始了長達30余年的大熊貓保護工作。他有一本不肯輕易示人的“大熊貓檔案”，記錄了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在四川寶興縣的各類大熊貓事件。

　　1983年10月，崔學振記下了“大熊貓1號檔案”。他當時想，大熊貓應該有檔案資料，這對自然保護區來說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半年時間，他記到10號檔案時，有點記不下去了，因為大熊貓死得太多。崔學振說，他每次看到大熊貓死去，眼淚都會止不住地流下來。“大熊貓檔案”的封面上，有他的題詞：“我遭孽的大熊貓”。

　　崔學振還有一張“大熊貓形勢圖”。在一張寬大的寶興地圖上，他用各種圖注來標明“大熊貓的去向”：一只站立著的大熊貓，表明這只大熊貓被上級“調走了”，圖注下標著時間和調動地點；一只走著的大熊貓，表明是救活之后放歸自然了；一只骷髏頭，表明發現大熊貓時已經自然死亡；一只骷髏頭上點上一個紅點，那么就意味著這只大熊貓是被人獵殺的。他點數了一下，20多年來，寶興縣被人獵殺的大熊貓，至少有20只。

　　崔學振介紹，過去，像寶興這樣的“大熊貓產區”，許多人家都藏有大熊貓皮。大熊貓肉不好吃，大熊貓皮也沒什么用，只能用來做床墊子。上世紀80年代后，國家有關部門頒布法規，要求把民間散落的大熊貓皮全部收繳上來。四川省當時想了一個辦法，拿一床新棉絮換取農民的大熊貓皮。劃定一個時間線，在此之前把大熊貓皮交出，不追究責任；在此之后再發現，就視同為最新獵殺。當時一口氣收繳了90幾張大熊貓皮，全部送到了寶興旁邊的臥龍自然保護區保存。

　　但民間有人始終堅信大熊貓皮能夠賣得大價錢，一直藏著不交。崔學振曾“冷眼旁觀”，公安機關為了把這些大熊貓皮引誘出來，大量動用“線人”，甚至讓警察化妝成“南方老板”、“外國客商”，在各鄉村到處放風，說有人高價收購大熊貓皮。

　　崔學振說：“從那時起，我就覺得這辦法不對。因為，公安機關宣傳大熊貓皮值高價，這就像懸賞令、追殺令，讓許多人動了心，有舊熊貓皮的想拿出來交易，沒有的，就想著到山上去獵殺大熊貓。最后，賣來賣去，全賣到公安機關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其實并不存在大熊貓皮的終端市場。”

　　如果在巡山時遇上死熊貓，他總會馬上把周圍群眾叫到一起，然后把熊貓皮劃破，澆上汽油，當場燒掉后掩埋。“有的群眾說，不能燒啊不能燒，大熊貓皮值錢，我馬上就對他們說，別聽街上人瞎扯，活熊貓是大自然間的無價之寶，熊貓皮根本不值錢。”

　　著名大熊貓研究專家呂植教授認同大熊貓皮不存在終端市場的看法。她說，除了因為物種珍稀這個特點給大熊貓帶來的“無形資產”之外，在人類的生活中，大熊貓并沒有什么經濟價值。

　　著名野生動物攝影師奚志農也反問：“為什么要買大熊貓皮？有人買虎皮豹皮，有人買水獺皮，有人買藏羚羊絨，有人吃蛇肉，有人吃魚翅，有人吃燕窩，有人吃熊掌，那是因為這些殘忍消費在某些地方是有傳統市場的。”

　　他舉例說，比如虎豹皮，有些民族認為在衣服上鑲上它，能顯示男人的英勇，象征勇士的軍功；有人到青藏高原瘋狂盜獵藏羚羊，是因為歐洲人喜歡它的絨織成的披巾。

　　“可是，大熊貓在人類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它能治慢性病？能壯陽？能避邪？能讓人聰明？它的皮套在椅子上讓人坐著更舒服？掛在墻上能夠證明主人高尚的品位？似乎都沒有這些說道。如果僅僅為了炫耀財富而買張大熊貓皮，那么顯然就太低估富人的智力了。”

　　蜂桶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森林警察大隊負責人王勇是多年的“林業公安”。他認為，世界上倒真的曾經存在過那么一陣子的“大熊貓皮市場”，但那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了。當時國際上有些地方，由于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法律不完善，民間收藏珍稀野生動物制品不算違法。他相信當時有極少數人從中國走私大熊貓皮。

　　“哪怕只有一個老板想要，手下就得有幾個人替他服務，這幾個人又會發展出幾十個人，最后讓幾百個人都聽到風聲，結果弄得社會上混亂一片，老有人在暗中琢磨賭一把大熊貓皮的生意。”

　　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之后，這種情況有了根本改觀。這些國家和中國一樣，都加入了世界自然保護、環境保護公約，因此，國際上的這種氣氛對中國的野生動物保護事業產生了良好的助益，應當說，此后全世界不再可能有人收購大熊貓皮了。

　　崔學振說，雖然民間老有人放風大熊貓皮值幾十萬元一張，可真正的交易案最多僅值幾萬元，而且都是“中間人”所為，不是最終買家出的價，因為根本就沒有最終買家。真正開出高額價錢的都是“線人”。有一次，兩個縣的警方互相派出“線人”，參與交易，結果導致兩方的警察相互誤傷。

　　“沒有市場，只有謀殺和陷阱。”崔學振痛心疾首。

　　決定向媒體披露此事之前，他頗費了一番思量。因為“20年來一直壓在心頭”，近來看到與甘海龍有關的幾起案例，更令他“常常因此不能入睡”。

　　“把這些說出來，沒有一個人會高興，就像撕開一個傷疤，誰會喜歡看？”他平靜地說，“我也絕不會是受表揚的那個”。

　　是線人自主行為還是公安授意

　　因為國際上沒有人消費熊貓皮，也不存在真正的大熊貓皮交易市場，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在全國各地幾乎已經絕跡。直到出現這幾起發生在重慶榮昌，與甘海龍有關的蹊蹺案例。

　　一份由榮昌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大隊長何勇向當地法院出具的“關于李啟均、胡洪強出售大熊貓皮案件的情況說明”部分證實了人們的猜測。

　　“說明”中稱：“2004年年初，特情(即線人，記者注)向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匯報(當時我任刑隊大隊長)，在四川雅安地區認識一個姓彭的老頭，自稱有大熊貓皮要出售，要價數10萬人民幣；我隊安排其只能要現貨，而不能為要貨去找貨。該特情甘烈建化名甘海龍，通過彭某認識了胡洪強(外號胡三娃)；胡告之甘海龍自己有一張大熊貓皮干貨(硝制過的)，要數10萬元才賣。”

　　“甘海龍自己墊付15000元給胡，胡打了一張15000元的借條，卻遲遲不拿皮子出來看。”

　　“2007年年初，特情甘烈建向縣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報稱(我現任經濟犯罪偵查大隊大隊長)：雅安市保興縣(記者注：應為寶興縣)的胡洪強打來電話說有一干貨大熊貓皮要賣，甘烈建答復其不要了，胡洪強說不要了怎么行；我手上真的有大熊貓皮，而且是兩張；并提出兩張皮子共計100萬人民幣；條件是他要先來榮昌看看情況。”

　　“2007年6月12日上午，胡洪強住在榮昌縣三級汽車站旅館三樓，提出要見買主和看購貨的現金，經向分管局領導鄭華付局長匯報同意，由我裝成要貨的人同甘烈建會見胡洪強，在旅館見面后，胡洪強告之我他和另一個朋友打伙做的這個生意，一共兩張大熊貓皮，我說你兩三年前就說你有大熊貓皮要賣，我們什么也沒看到，如果真是有大熊貓皮，你確實要賣，我們就買，如果不賣，那就算了。胡洪強說我真的有大熊貓皮，但是我朋友不相信，要我來先看一下錢；我說人不會拿錢給你看的，現錢現貨。說完后我們就走了。”

　　“6月14日，甘烈建報告說胡洪強已出發來榮昌，我隊民警和林業公安科安排局里的統一部署在高速路守候，16日凌晨2時，胡洪強、李啟均駕駛一輛長安車來到榮昌，先在鴻宇賓館住下，又到三級汽車站對門的小旅館開房約甘烈建面談，再去鴻宇賓館看貨，被我公安干警抓獲，繳獲一張大熊貓皮。”

　　重慶森達律師事務所的馬禮芳是李啟均的辯護律師。他認為，線人的行為并非像警方所說的“不能為要貨去找貨”，而是有誘導犯罪的嫌疑。

　　他分析，甘海龍曾支付1萬元定金，這筆錢不可能是線人自掏腰包。“線人與警方之間必然存在利益關系，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成為‘職業線人’而謀取可觀的經濟收入。如果線人花了定金而案子沒破，他就拿不到獎金，線人不可能在金錢上冒這樣的風險。因此，更可能是由警方出資。”

　　“假如誘使別人獵殺大熊貓是‘線人’的自我作為，其行為必須受到法律懲處。如果這是線人與經營他的人合作的，那么應該追究誰的責任，我想大家很清楚。”他說。

　　胡洪強的辯護律師賀亮指出，榮昌警方在案發后，曾經帶著李啟均一起，到寶興現場調查取證，追查了槍支的來源、勘察了殺害大熊貓的現場，但在判決時，并沒有判處二人“殺害珍稀野生動物罪”。

　　據調查，榮昌公安局向當地法院出具了一份“關于移送‘李啟均獵殺大熊貓一案’的情況說明”。“說明”上稱：“根據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管轄規定，我局預將李啟均獵殺大熊貓一案移送案發地：四川雅安市寶興縣林業公安機關處理，目前此案正在移送之中。”然而，截至記者發稿時止，寶興縣公安局、寶興縣林業局林業公安科都沒有收到這份“移送”文件。

　　孫仕群的案件也與此相似，“販賣運輸”大熊貓皮的孫仕群被判刑10年，而獵殺熊貓的王云國卻安然無恙，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為什么只判販賣運輸而不判獵殺？”律師馬禮芳質疑，“因為按照屬地原則，獵殺案應移交到發生地寶興，那么，寶興縣公安機關就可能要求把甘海龍抓捕；因此，不移交的原因，可能是為了保護線人，也可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

　　12月14日，榮昌縣林業局副局長、森林警察大隊原大隊長唐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使用線人一事毫不避諱。他告訴記者，警方的線人多半曾有犯罪前科，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更容易“進入角色”，獲取必要的情報。但他補充說，“甘海龍這個線人是榮昌縣公安局經營的，對他的行為，我們并不清楚，也沒辦法評論”。

　　重慶市林業局林業公安局局長李名列則告訴記者，榮昌縣從上世紀90年代之后破獲的所有與大熊貓有關的案件，就是“你們知道的這幾起”。

　　崔學振推測，榮昌警方可能是在“立功、受獎”的利益驅動下，不惜使用線人，甚至默許、授意線人違規操作。上世紀80年代，寶興縣有關部門，就曾因連續破獲獵殺大熊貓案，獲得國家林業局和公安部頒發的一等功。

　　甘海龍的行為到底是個人行為還是警方默許或授意？沒有人比榮昌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大隊長何勇更清楚，但他以“縣公安局政治處不同意”為由，拒絕了記者的采訪。

　　日前，國家林業局已成立工作組，前往川渝兩地督辦此案。相信真相不久便會大白天下。 (記者 周欣宇 馮永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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