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死刑已在中國緩慢前行整整10年。日前，死刑研究專家劉仁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把槍決、注射死刑統一為注射死刑的條件已經成熟，國家應當拿出專款，在各地建立規范的注射執行刑場。并建議修改刑法和刑訴法，廢止槍決的方法，只保留注射。(12月26日《新京報》)

　　在人類文明史上，死刑制度的演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向，一是在刑罰上嚴格控制死刑乃至徹底廢除死刑，另一個就是追求死刑執行方式的“人道化”。如果出于國情的考慮，我們還無法舍棄這種最嚴厲的刑罰，那么對其執行方式的變革就成為推進死刑制度文明演進的重要路徑。所以，在死刑復核權已經收歸最高法院、死刑數量明顯下降的情況下，死刑執行方式的人道化變革理應提上日程。

　　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追求更加人性化的死刑執行方式成為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普遍趨勢。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于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規定了槍決和注射兩種死刑執行方式，邁上了死刑執行的人道主義軌道。

　　注射死刑不僅可以為犯人保留一個完整的尸體以維護其“最后的尊嚴”，而且在減少死刑犯的痛苦和減輕執行人的心理壓力方面也大有裨益。但是經過10年的實踐，這兩種并存的執行方式卻形成了“冰火兩重天”的境地，槍決依然是我國死刑執行的最主要方式，而注射似乎正在成為執行死刑上的一個“優待”。既然注射的方式較之槍決更為人性化，更符合人道主義精神，那么為何注射方式未能獲得大范圍的推廣呢？為何至今還不能用注射完全代替槍決呢？

　　現實中，注射刑場的建設面臨著技術和資金的雙重壁壘，對注射實施及犯人死亡認定等都須要縝密的安排，這無形中加大了注射死刑的成本。但這些并非制約注射死刑推廣的根本原因———我們能夠花費那么大的財力人力物力推行“訊問錄像”這樣的細節性進步，難道就無法為死刑犯安排一個安靜的生命出口？

　　問題的根源顯然不在技術和資金上，而在于世人觀念中的報復心態以及對死刑及死刑執行威懾力的迷戀。在很多人潛意識里，對“罪大惡極”的死刑犯給予人道主義待遇就是對犯罪的“寬容”，這樣只會助長犯罪的風氣而無法震懾其他犯罪分子。但如果遵從這個邏輯，是否意味著我們需要重回歷史再行腰斬、車裂這樣的行刑方式呢？其實從現代刑罰理論分析，犯罪人是以交付自己的部分權利、自由乃至生命作為犯罪行為的代價，實現一種合法化的“同態復仇”，從而消除怨恨維護社會均衡。對死刑犯而言，生命被合法剝奪就預示著已經為自己的所有犯罪行為付出了代價。在不得已由國家“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貝卡利亞語)時，死刑的目的僅僅在于合法的結束犯罪人生命，而不在于以何種痛苦的方式去結束。法律之“善”正體現在這種結束方式上的人道化。

　　由此可見，要全面廢止槍決而改為注射的方式，除了國家加快制度建設和條件保障的步伐外，更關鍵的則在于去塑造一種科學、文明的民眾刑罰觀和健康、理性的社會心態。

　　作者：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