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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電影《集結號》中那個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樣，真有這樣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為搜尋從淞滬抗戰至1945年9月間犧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單被整理完畢。如今，新發現的900多個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聲

　　為了4200名抗戰飛行員的英靈

　　“幾千個飛行員就這么犧牲了，最后連名字都沒有。這幾個老人現在把他們的名字找出來，刻在碑上，實在太不容易了”

　　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電影《集結號》的海報上這行醒目的文字，總是容易讓人產生時空交錯之感。那一座座高聳著的“無名”墓碑，觸痛了今天人們內心中那根最柔軟的弦，撕心裂肺，欲罷不能。

　　就在《集結號》熱映的同時，一個消息從南京傳來：2007年12月30日召開的南京航空聯誼會成立15周年大會上披露，專家們又發現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國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國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時被發現，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電影中，谷子地幸運地找到了司號員，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蹤”，烈士家屬得到的小米撫恤也可以相應地從200斤提高到700斤。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烈士們犧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經收獲了多少茬莊稼，而他們的真實姓名卻剛剛為后人所知。他們的家屬當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發現烈士姓名的專家又是怎樣一群人？

　　一份名單引出一群老人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們在抗戰中拋灑熱血，為了民族和國家的統一什么都不顧，今人不該忘記他們。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老頭都心甘情愿地在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歲的陳立誠老人說。

　　在沒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沒有經濟上的報酬，也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給記者寄一份資料的郵費都很困難的情況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尋從淞滬抗戰至1945年9月間犧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單被整理完畢。如今，新發現的900多個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聲。

　　而在這些名單背后，有一群幾乎快被人們遺忘的老人。他們的名字雖然或許不曾多么響亮，但每個人的履歷卻都幾乎足以構成一部中國的近代史。

　　華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聯大，1944年參加舉世聞名的“駝峰空運”，擔任中國航空公司(CNAC)副駕駛。后曾任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2001年7月辭世。

　　王堅，76歲，曾在南京市委辦公廳工作，其妻舅參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兩航”起義，在新中國剛成立時投入祖國懷抱。現任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

　　萬永熙，89歲，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高材生，畢業后在北平美軍總部工作，并曾在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進修，當年作為美軍技術雇員與陳賡大將相處多日，建國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國第一臺晶體管計算機“717”的顯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勞，該顯示器能顯示256個漢字，是最早的漢字顯示器之一。

　　陳立誠，73歲，南京航空聯誼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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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歷者，相關者，包括沒有太多直接聯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單的工作中。“幾千個飛行員就這么犧牲了，他們都是天之驕子，最后卻連名字都沒有。這幾個老人現在把他們的名字找出來，刻在碑上，實在太不容易了。”華人杰之子、美中航空歷史遺產基金會中國辦事處主任華建寧說。

　　晚年的尋找

　　因為父親的緣故，華建寧十分了解尋找和確認烈士名單的不易。當年曾與美國人一起飛越駝峰航線的經歷，使華人杰成為發起尋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單的關鍵人物之一。

　　“當時是1992年，我父親跟王堅商量要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開始找烈士名單。”活動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聯誼會、南京航空聯誼會等機構和個人的支持。“父親在北京航聯會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為推動、組織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等紀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為子女，我們開始都認為建碑只是一種想像，根本不可能實現。我們也不太希望老人家這么辛苦，何況他們也沒有錢。但是父親說，沒錢也要辦大事……”華建寧說。

　　據陳立誠回憶，美國飛虎隊協會、俄羅斯老戰士委員會等都參與了名單搜尋工作，中國的名單則以來自臺灣方面的資料為主。“蘇聯烈士當時有完整的檔案，相對好確認，而中美的名單比較凌亂。”由于確認名單需要詳細的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貫、參戰時間、犧牲地點等等，所以整個工作冗長而龐雜。在中美烈士名單搜集過程中，夏華(音)和萬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華也是北京航空聯誼會成員，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為副駕駛參加國民黨起義，駕駛B24轟炸機飛奔延安。“當時臺灣有一本《忠烈錄》，記載的都是犧牲的很有名的飛行人員名單。”這本小冊子，加上當時一些健在的老飛行員的回憶對照，成為夏華確認中國航空烈士名單的主要來源。陳立誠說，此后經過北京航空聯誼會的審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員會，“一關一關地過”，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終確認第一批中國航空烈士的名單。

　　與中國烈士相比，美國烈士名單的整理更加復雜。“聯誼會委托陳香梅到美國國防部去問，華人杰也親自去美國國防部數次，發現美國官方雖然有資料，但沒人整理。”因為英語好，萬永熙被華人杰請來負責收集美國烈士名單。

　　一個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國女人出了一本書，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犧牲在印度飛往中國成都的途中，這位妻子后來花9年時間收集資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書，詳細記載了美軍在中國、緬甸、印度戰場上每架飛機出事的情況。“我就根據這個資料，以及華人杰跟美國的來往信件查，一點點確認。”1月5日，萬永熙老人將保存的原始資料拿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看。

　　一張張已經泛黃的紙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記載著烈士姓名、職務、犧牲日期、部隊番號，以及犧牲過程等等。每個烈士占據一行，他們的名字就靜靜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訴說著半個多世紀前的烽火硝煙。

　　困難始料未及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想到，這份珍貴的文稿是在一臺破舊的電腦上完成的。“我在家里整理了兩年，用老式計算機。”萬永熙說。要錢沒錢，要物沒物。老人們完全憑著一腔熱情工作，可更多的困難還是意外地找上門來。

　　“沒錢沒權倒無所謂，還有一些人對我們做的事缺乏認同感。”王堅說，這些年經受了太多的困難，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們苦惱的。核心的問題很簡單：你們到底是在為誰樹碑立傳？1995年建碑之前，萬永熙曾兩次去南京核實名單，他對這個爭議記憶猶新，“當時我就想，這不是費力不討好嘛”。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們當年投筆從戎，報效國家，我們今天怎么能這樣對待他們？”每次說起這些，王堅都很激動，“我記得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得很清楚，不僅包括‘三年以來’，還提到三十年以來以及‘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犧牲的人民英雄。”

　　爭議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聯誼會網頁如是描述建碑緣由：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緬懷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外航空人員的業績，弘揚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

　　他們就剩下名字了

　　尋找烈士的名錄，烈士的家屬應該最為感同身受。陳立誠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軍為了慶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隊的重型轟炸機和護航的戰斗機共54架，大規模空襲武漢。中國空軍健兒和蘇聯志愿飛行員在近郊迎戰。陳懷民，抗戰時期聞名全國的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少尉飛行員迅速迎戰，最后猛撞敵機，與日本飛行員高橋憲一駕駛的飛機同歸于盡。

　　在高橋憲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張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寫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獨，希望他早點回國。這個消息被陳懷民的妹妹陳難知道后，寫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給美惠子，告訴美惠子：“日本軍閥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的苦難，同時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災難的深淵。”陳難的老師將信拿給作家郁達夫修改，郁回答八個字：“心靈之作，不必修改。”這封信連續刊載在《武漢日報》上，并譯成幾國文字在向全世界傳播。

　　“陳難在年老時還關心我們修墓建碑工作。”雖然家里不富裕，但她還是捐了1000塊錢。臨終前，仍對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的建設進度念念不忘。

　　類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當天上午，就有廣東的一名烈士后代給南京航空聯誼會打電話，開口后第一句話就問：我爺爺在不在你們那里？而美國飛虎隊老兵、韓國烈士家屬、蘇聯老兵等，都曾來到紀念碑前憑吊。“為什么很多美國人來看紀念碑？他們就是找親人的名字。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華建寧激動地說。

　　更大的構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單刻在碑上后，還有一些人的名字無法核實。“特別是外國人名字很多殘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沒姓，有的是有姓沒名”。

　　10年后，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裴效賢(音)通過江蘇省外辦找到王堅，問他有什么打算。王堅想到了手頭幾百名美國犧牲烈士的殘缺名單。“他立刻表示很感興趣，愿意幫忙。”后來又找到美國國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國空軍史料研究室。

　　作為二戰老兵的后人，華建寧也參與了核實第二批烈士名單的工作。“我的任務是幫王堅找人，核實情況。從2005年初開始，前前后后折騰了1年多的時間。”華建寧說。而據陳立誠介紹，中國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單則是根據臺灣的《忠烈冊》。與《忠烈錄》相比，前者更多是軍士級的飛行人員。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將被補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對王堅他們來說，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的早日建成。“現在已經基本確定了，今年4月3日將舉行奠基儀式。”王堅說。

　　他們的故事

　　每個人都是一本書。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卻為自己的這本書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曉德發自北京 在4000余個烈士名字背后，是一批老人十幾年如一日的不懈尋找。他們所做的一切，不僅僅是為了告慰烈士英靈，更是在為今人提供了一面記憶的鏡子。

　　每個人都是一本書。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卻為自己的這本書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華人杰

　　尋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單，建立紀念碑、紀念館，華人杰是一個繞不開的關鍵人物。在本報有些匆忙的采訪過程中，華人杰的名字被多位采訪對象反復提起：

　　參加過駝峰航線飛行，飛了90多次，當時很多人都摔死了，他活了下來；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恢復后，他馬上著手呼吁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為建立紀念碑拉來很多贊助，最后都給了南京。

　　其實，這位2001年病逝于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崗位上的老人，在他的兒子眼中，有著更為傳奇的經歷。

　　1941年 ，華人杰就讀于昆明的西南聯大。一份資料顯示，1944年底，他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確定為黨的地下活動人員，承擔為共產黨傳遞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務。在應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擔任“駝峰空運”C—46運輸機副駕駛，一飛就是96個來回。

　　“為什么我父親后來(在組織紀念抗日烈士上)比較活躍呢？因為當年他的地下黨身份，更易為各方所接受。”華人杰之子、美中航空歷史遺產基金會中國辦事處主任華建寧說。華建寧現在兼任的這個職務，此前一直是父親在做。“父親還是美國駝峰協會終身會員，每年駝峰開會他都去，飛虎隊開會他也去。”

　　如今，華人杰晚年致力的工作，在兒子身上得以延續。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期間，華建寧出面邀請了近百名美國老兵來華。“僅僅有回憶還是不夠，希望能再多做一點事情。”華建寧說。

　　王堅

　　在有關抗日航空烈士的新聞中，王堅的名字出現得格外頻繁。花白的頭發，標志性的寬邊眼鏡，經常出現在陪同外國友人參觀的畫面里。作為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正是他在去年年底宣布了900多名烈士姓名被發現的消息。“一說到這些我就很感動，他們是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犧牲的，不能被后人忘記啊。”王堅總是用最感性的語言，表達著自己對烈士的敬意。

　　談到與航空的淵源，王堅說自己的妻舅曾參加香港“兩航”起義。而他自己早期參加工作后一直任職于黨委部門，先后在南京市委辦公廳、政協等單位工作，當時的南京市委書記是后來曾官至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彭沖。

　　“彭沖對我們說，一個人在世上，要做幾件對人民利益有好處的事。”十幾年前，王堅找到了這樣的事。“我是從要我干，到我要干。隨著接觸的增多，對于紀念抗日航空烈士這項工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就越覺得我們的民族精神是那么可貴，犧牲的烈士更加不應該忘記。”

　　在與王堅老人聊天過程中，他總是提及別人的名字，比如夏華老人，比如華建寧先生，比如航空聯誼會的其他老同志對這項工作付出的努力。第二批美軍烈士名單確認后，王堅和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專門發了兩封感謝信，一是給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一是給美國空軍史料研究院“兩位沒見過面的老先生”。“他們給了我們很大幫助。”王堅說。

　　萬永熙

　　1月5日下午，北京中關村一棟舊式的樓房里，萬永熙老人安詳地靠在椅子上，從房間里的擺設和背景，就可以看出這位老人與眾不同的興趣。電視頻道多數時間鎖定在鳳凰衛視，各式飛機和輪船模型掛滿了房間一側的墻壁，幾串佛珠和一張佛像，更襯托著一份靜謐。

　　已經89歲高齡的老人，精神頭好得令人驚奇。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高材生，在美軍駐北平總部做過無線電維護的雇員，后來參加了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培訓，1948年被一紙調令召喚到南京，又因為被分配到武漢而悄悄利用地下黨給的金條逃回了北平，1949年開國大典空軍檢閱時在南苑機場負責維護指揮電臺，以確保參加閱兵的飛機分秒不差地經過天安門，參與了新中國第一臺計算機的研制……老人如數家珍地講述著并不如煙的往事。

　　“我之所以參與收集整理抗日烈士名單，是覺得應該給歷史一個正名的機會。外國人到中國來幫著咱抗日，犧牲在中國，咱們不能再罵這些人吧。”萬永熙一邊從隔壁房間搬出厚厚的資料，一邊直言不諱地說著自己的想法。

　　不能忘卻的紀念

　　“如果我們不做，以后不知道誰還會做這件事；即使做了，也未必還能了解這么多的史料”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曉德發自北京 南京紫金山北麓的王家灣，1995年8月建立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高高聳立。紀念碑的周圍，30塊黑色花崗巖石碑上，用中、俄、英三種文字鐫刻著3304名航空烈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生平業績簡介，其中，中國航空烈士880名，前蘇聯航空烈士236名，美國航空烈士2186名，韓國航空烈士2名。此次新發現的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將被補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

　　每天，清新的山風不斷拂過秀美的山麓，在這片悲情的土地上穿梭，也同時沐浴著山上的所有生靈。永久陪伴著英雄們的群山碧綠而寂靜，只有風兒在為他們輕輕地歌唱。

　　“我們久久地駐足在長眠于此的美國、中國、前蘇聯和韓國烈士的墓碑和姓名碑前，喃喃地念著他們的名字、碑文和事跡，想像著當年他們的出生入死，眼前早已是一片模糊。”2005年9月17日，一位上海的瞻仰者在墓碑前發出如是感慨。

　　從松滬會戰到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那些出生入死的烈士，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只是一個數字的概念。而看過了《集結號》，也采訪過這些為了尋找烈士姓名四處奔走的老人后，我漸漸能理解華建寧了。那天他對我說：“如果《集結號》拍攝抗日航空烈士，效果會更震撼！人家外國人圖啥呢，到這里來把命搭上了，卻連名字都找不到。”這種感覺，在隨后的采訪和寫作過程中，反復在我的心里碰撞著。

　　當萬永熙老人將身體從深陷的沙發上挪起來，執意要給我煮面條作為午餐的時候，我才從老人的回憶中走出來。他就那樣安靜地講著自己的故事，從3歲講到上初中、高中、大學，參加軍訓，差點隨著國民黨跑到臺灣去……他絲毫不在意我是否在認真地傾聽，甚至當我幾次提到想看看他整理的美國抗日航空烈士原始資料時，他都這樣回答我：“一會兒我給你拿，先聽我給你說。”

　　就在我這次進行略顯倉促的采訪時，電影《集結號》的票房突破了1.8億，馮小剛帶著他的“九連”繼續為后續票房搖旗吶喊，據說已經喊出了2.5億的目標。而在河南洛陽，100多名網友自發地趕到被毀的烈士陵園，每人拿著一支白花默默地憑吊烈士的英靈。數天前，這個烈士陵園里的墓碑因為“改造”而被毀。

　　好消息與壞消息總是同時襲來。而這幾年，有關烈士陵園或烈士墓的壞消息越來越多：艷舞跳進烈士陵園；烈士陵園成了垃圾場；為開發樓盤烈士陵園被遷往遠郊……“為什么中國的烈士陵園沒有尊嚴？”馮小剛發出了這樣的疑問。華建寧則告訴我，美軍在二戰后至今，仍有幾萬人沒有找到，但他們還在找。“中國抗日戰爭犧牲了幾百萬將士，哪有名單啊，多數人都是‘無名’。”

　　有人說，是《集結號》喚醒了中國人的記憶。可是，當我們對歷史的記憶需要一部電影來提示的時候，是不是一種悲哀呢？面對這樣一部動人心魄的電影，在2007年底的媒體“盤點”硝煙中，“集結號”的名字卻更多出現在聳人聽聞的標題里：備戰奧運要“集結號”，節日促銷也在吹“集結號”，而集結號本來的意義，卻似乎已消失于無形。否則，我們又該怎么解釋發生在洛陽烈士陵園的風波呢？

　　其實，還有很多故事限于篇幅無法都寫在這組報道里。比如陳立誠老人告訴我，烈士陳懷民的妹妹陳難本名叫陳天樂，一個原本樂觀的人，在她二哥犧牲后更名為陳難。這是怎樣的哀痛，才讓一個女子起了這樣一個充滿悲情的名字？

　　面對采訪，收集烈士名單的老人們都很謹慎，反復地問我采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太多的人生閱歷，或許讓他們都學會了謹小慎微。但當了解我的想法之后，老人的戒心又完全解除，甚至還主動地打電話給我。萬永熙老人還將自己收集的抗日DVD光盤送給我做參考。王堅則告訴我，他們南京航空聯誼會打算專門由一兩個人負責對新聞媒體發布消息，因為就在《國際先驅導報》與他們聯系期間，包括陽光衛視等媒體也在向他們了解情況。

　　立碑過程中曾經的坎坷經歷，已經成為如煙的往事。“如果我們不做，以后不知道誰還會做這件事，但即使做了，也未必還能了解這么多的史料。”王堅甚至向我引述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以為自己的行為提供佐證。

　　不知道為什么，當王堅有些哽咽地談到十幾年來的一路艱辛時，我的耳畔突然響起了一首羅大佑的歌：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地唱，

　　你慢慢地和，

　　……

　　但是你要記得，

　　永遠地記得，

　　我們曾經擁有，

　　閃亮的日子……（記者 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