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到聯合國”本來是句形容騙術高明的話，誰也不會想到，一個被開除的北大博士開創了中國人詐騙案例的先河。他不但騙遍中國的大江南北，騙了政府官員和企業老總，而且真的騙到了聯合國，從聯合國騙取了正式任命的“聯合國專家”身份。2007年11月15日，讓北京大學蒙羞的“北大博士”喻曉最終把自己騙進了監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喻曉作出的一審宣判，以詐騙罪、招搖撞騙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忽悠聯合國獲得“聯合國專家”身份

　　在網絡上輸入“喻曉”兩個字，很快會跳出數萬個辭條，但最經典的還是喻曉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局長”的身份出席各種會議的報道。

　　另外，在中國喻姓名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中，喻曉排在“層次比較高、影響比較大的名人”第四名，名列很多省長、省委書記之前。

　　在這份喻姓名人的介紹中，喻曉的介紹是這樣的：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北美經濟發展研究院院士，曾任國務院經濟資源學術研究委員會地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中國改革與發展理事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局長。

　　實際上，喻曉的簡歷中，除了“男，1958年生人，漢族”是真的之外，其他內容幾乎全部是編造和臆想出來的，倒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與技術促進處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是經過聯合國正式批準的。但這個“合法”身份也是喻曉冒充中共中央辦公廳局長的身份騙來的。

　　喻曉的真正名字并不叫喻曉，而叫“喻修廷”，1958年9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淮陽縣。后來他改名喻曉，是希望自己能夠家喻戶曉盡人皆知。喻曉給自己安上“中辦局長”這個頭銜，首先騙的竟然是聯合國。

　　2002年底，喻曉以“中辦調研局局長”、“北京大學教授”的身份，向聯合國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主任遞交了簡歷，請求成為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當時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想聘任一些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司局級干部擔任委員，更好地推動中國綠色產業的發展。有關領導考慮到喻曉的“中辦調研局長”的特殊身份，經研究同意吸收喻曉成為專家委員，并報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促進處，經過批準后，喻曉成為“聯合國專家”。

　　成為專家委員在經濟上得不到什么好處，但是，喻曉看到的是另外一種“經濟效益”：加入這個組織之后，他以“專家”的身份去參加會議和考察就可以接觸一些高層領導，如果再以“中辦局長”的身份出面，想詐騙點錢財就易如反掌了。

　　2003年4月，喻曉剛剛被批準成為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不久，就隨團去了四川省某市。

　　讀博士期間寫信誣告被判刑

　　實際上，就在喻曉成為“聯合國專家”之前曾是一個罪犯。2000年12月12日，喻曉因犯誣告陷害罪被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其惡劣手段比起他的詐騙而言，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1998年喻曉考取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但是，他的精力似乎并沒有放在學業上，而是放在投機鉆營和想方設法害人上。

　　喻曉入學后，因為與一位張先生產生矛盾。自1998年10月開始，喻曉虛構了一位“被害人”，并以“被害人”的名義寫信給國家和公安機關領導人，誣告張先生有強奸、殺人、詐騙、虛開增值稅發票等犯罪行為。即使這樣喻曉還不過癮，他反過來以張先生的口氣多次寫信給公安機關有關人員和記者，一方面承認“自己”犯有多種罪行，希望得到寬大處理，另一方面恐嚇、敲詐勒索對方，并把張先生的地址及電話告知寫信對象。從1998年10月到2000年4月，公安機關對張先生進行了多次調查。直到2000年4月29日，喻曉被公安機關抓獲后才真相大白。

　　就在喻曉被法院判刑之后，北京大學開除了喻曉學籍。但是，從看守所里走出來的喻曉，不但轉眼間變成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局長”，而且還堂而皇之地成為“北京大學教授”和“聯合國專家”。

　　到小地方忽悠縣委禮堂作時政報告

　　2003年4月，聯合國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對四川省某市某區的綠色產業示范區進行考核驗收。在驗收專家的名單里，喻曉的名字后面標注的職務為“中辦調研局局長”。考慮到喻曉的“特殊身份”，當地領導在全體出動陪同的同時，“請示”喻曉要向市委和省委有關領導匯報，以便有相應規格的陪同。這一次輪到喻曉害怕了，一旦省委和市委有關領導前來發現自己是個冒牌貨，就等于自投羅網。但喻曉是經過“大場面”的人，他溫和地說：“我這次考核的主要身份是專家委員，領導干部還是低調一點好，多做點工作，少給基層添麻煩，你們就不要上報了。”

　　這次考察結束后，考察團一行人員來到了四川省成都市某縣。“中辦局長”喻曉在酒桌上夸夸其談縱論時政，推杯換盞之際，縣委書記趁著酒勁兒邀請喻曉給縣委干部作一場報告，忘乎所以的喻曉當即答應下來。第二天，縣委干部全部集中在縣委大禮堂，聽取了“中辦調研局局長”喻曉的長篇報告，喻曉這次報告的題目竟然是《關于十六大十大關系的報告》。不但當地媒體作了報道，縣委辦公室還專門發了通報。

　　由于這次在四川省的“精彩演出”，喻曉接觸了很多高層人士，紛紛受邀參加了多種類型的會議和論壇。每次外出，“中辦局長”喻曉都還帶著他自己印制的印有“中辦調研局”的信箋。實際上，中共中央辦公廳內設有調研室，但卻沒有調研局這個單位，也不可能存在抬頭為“中辦調研局”的信箋紙。

　　大忽悠企業騙財捎帶騙個官

　　喻曉頻頻出席各種會議和論壇，并不反對媒體報道，是因為媒體的報道只是區域性的和網絡上的，不會引起官方高層的關注。而這些活動可以結識很多大集團公司的高層領導，媒體的報道可以印證他是“真局長”，而從一些大型集團企業騙錢。

　　喻曉的這些目的很快實現了，他僅僅從浙江甲集團就騙取了376萬元。2003年底，喻曉以“中辦調研局局長”的身份來到甲集團“調研”，喻曉表示要針對甲集團的情況寫一份報告，報送中央領導。

　　在裝模作樣地“視察”了一番之后，喻曉提出由他組織甲集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一次高層論壇時，甲集團的領導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2004年4月18日，喻曉以中國區域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組織了甲集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論壇，甲集團為此支付給喻曉人民幣56萬元。

　　一個月后的2004年6月，喻曉帶著四五位專家來到甲集團，提出為甲集團的發展作一個企業發展戰略研究課題，需要甲集團支付人民幣120萬元時，盡管董事長認為費用過高，但考慮到喻曉的“中辦調研局局長”和“北京大學教授”的身份，就爽快同意了喻曉提出的價格。之后，喻曉再次以完成第二項企業文化課題調研為由，騙取了200萬元。前前后后，喻曉騙取浙江甲集團人民幣376萬元。

　　而喻曉騙取廣東乙度假村人民幣59萬元的手段，也如出一轍。這59萬元中喻曉只是在人民大會堂組織研討會時支付給一家廣告公司人民幣10萬元。

　　喻曉的騙術之高，還在于他什么事情都敢拍胸脯打包票，就連修鐵路這樣的事情他都敢答應“找國家發改委立項”。為此，騙取了內蒙古丙集團20萬元。但丙集團就修建鐵路事宜催促喻曉時，喻曉稱已經上報到國家發改委。但是，直到喻曉被捕后也沒有任何結果。

　　除了向企業騙取錢財之外，喻曉還不忘為他的弟弟騙取了四川一家大型民營企業副總經理的官銜。2003年6月，喻曉以為丁集團在北京召開研討會的名義騙取10萬元后，又提出介紹一位營銷高手到丁集團工作。后來，董事長得知喻曉推薦的“營銷高手”竟然是喻曉的弟弟喻修敏。經過觀察董事長發現喻修敏工作能力平平，但礙于喻曉的身份，還是聘用喻修敏為丁集團副總兼任北京分公司總經理。2005年5月，丁集團在得知喻曉是騙子之后，將喻修敏辭退。

　　專家也被忽悠給點小錢就好使

　　除了虛構的“中辦局長”和騙來的“聯合國專家”身份之外，喻曉之所以能夠騙取他人信任，除了喻曉印制的假名片、假信箋和刻制的假公章等道具之外，還有一些貨真價實的道具，那就是隨從喻曉到企業調研的專家們。可悲的是，當專家們得知喻曉竟然詐騙了475萬元時，那些包括院士在內的專家們一個個都驚訝地張大了嘴巴。

　　知名專家梁先生稱，他和喻曉去過多家企業，為企業經濟戰略發展進行調研、授課，都是喻曉出面聯系的。一同去企業的專家只有勞務費，每次喻曉給他們一二千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討論會，與會的專家們只能拿到一二百元的交通費。只有去浙江甲集團那次喻曉給了5000元。因為每次都是喻曉一個人和企業聯系，企業把錢給喻曉，所以這些專家其實并不了解喻曉的真正底細和拿到多少錢。

　　2002年前后，梁先生聽企業方面講喻曉是“中辦調研局長”，后來梁先生問過喻曉是怎么回事，喻曉總是支支吾吾的，梁先生也沒想去核實。其實梁先生并不想真的去核實，他明白，喻曉冒充“中辦調研局長”與企業打交道，請出專家教授甚至還有院士到企業，就是為了讓企業相信喻曉，再從企業得到好處，他們也能夠從中分一杯羮。因為喻曉從來不讓企業直接和專家聯系，至于喻曉和企業怎么談的，如何索要費用，是否簽訂協議，那些專家們一概不知。

　　喻曉之所以能夠騙取企業的信任，除了虛構自己的身份之外，還邀請了一些真正的政府官員一起前往，而那些政府官員開始并沒有懷疑喻曉的身份會有問題。

　　更為可悲的是，喻曉利用專家“拉大旗做虎皮”，像“穴頭”帶著專家們到企業“走穴”，騙取企業的調研費用，而專家們竟然“非常愿意參加企業調研”，并沒有懷疑喻曉竟然是在詐騙。這些專家學者中也曾有人懷疑過喻曉的身份，但是他們沒辦法核實真偽，甚至懶得去核實。專家們的理由極其可笑：因為喻曉組織他們進行企業調研，他們“可以從中得到最真實的經營數據，為學術研究提供幫助，也就沒對喻曉的身份追究”。

　　喻曉先后向多家企業騙取了475萬元，這些錢除了購買奧迪A6、風神藍鳥和捷達3部轎車外，其余錢款大多用來購買了6套房產……（丁一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