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僅有高中文化的無業人員，但是身材高大、長相儒雅，而且還掌握了數門外語，不過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也默默無為，街坊鄰居只知道他做過幾年導游，而后就再也沒見過他。很多年過去了，已經年近半百的他竟然出現在了北京，而且很有身份，因為他說自己是現任某重要領導的女婿，還是中央某重要機關的“主任”，人稱“貪官殺手”。

　　當然，他也不只這一個身份，甚至他的姓名都難于確定，但是這位“通天人物”著實迷住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地方礦主……

　　他的本名叫劉水探，經過司法機關偵查，他伙同女友舒洋共同詐騙420萬元人民幣(60萬元人民幣既遂)，此外，他還單獨詐騙人民幣9萬元，舒洋單獨詐騙人民幣10.08萬元。2008年1月10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劉水探、舒洋騙取他人財產，數額特別巨大，構成詐騙罪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那么，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

　　一個“百變”的無業人員

　　2006年11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接到群眾匿名舉報，有一自稱叫劉偉業的男子伙同一名叫舒洋的女子冒充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招搖撞騙。刑偵總隊經過審查，于11月14日將兩人抓獲。

　　劉偉業原籍陜西省西安市，1956年生，唯一可查的工作經歷就是他在陜西做過兩年導游。不過，他的真名應當叫劉水探，劉偉業也只不過是他的三個假名之一，他還曾經叫過劉軍、劉順泰，而且都有一套相應的證件。在北京，他是以中央機關領導干部等各種身份混跡于各類場所、結交各色人等，而本案中，他虛構了中央某重要機關的一個機構，并自封為主任和助理，而且還編造了一套自己是某現任重要領導女婿的謊話。由于他個子較高，而且會英語、日語、法語、朝鮮語等多國語言，言談舉止也被許多請托人認為“儒雅、有氣質、有官相”，所以他的身份一直沒有被識破，也成為某些人爭相結交的對象。

　　機緣巧合下，劉水探認識了舒洋，交往過程中，他用過劉順泰、劉偉業的化名，但是舒洋一般稱他劉順泰、對外稱“劉叔叔”。隨著關系的密切，他告訴舒洋自己原來是某機關外聯部的主任，現在已經調任，專查貪官污吏，可以指揮紀委。而且，自己現在是“副部級干部”，為此他還給來自四川的舒洋做了一個形象的類比———“就相當于四川省委副書記”。

　　不過，舒洋也不是沒有懷疑，“我曾專門托朋友在網上搜索過劉順泰并核實他所說的一些情況，但沒有搜到，后來她還讓一個在某報社任記者的朋友幫忙打聽劉順泰，也都沒有消息，后來也就不懷疑了”，舒洋說，“而且他還給我看了他一些其他證件，里面名字不一樣，不過他說這是工作的特殊需要”。

　　其實，舒洋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到案后，舒洋就表示“我就是想靠著他的地位、身份掙錢，能迅速使自己平步青云發達起來，將來還可以出國，拿美國綠卡”。

　　但是知道了劉水探的身份后，舒洋還是感到很幸運的。于是，她就開始不斷給朋友吹噓、介紹、引見自己認識的這位“通天人物”。從此，客觀上她也就成為了劉水探實施詐騙的助手。而在他們一致努力下，“生意”也就源源不斷地找上門了。

　　　多名地方礦主慕名拜訪

　　雖然戶口簿中顯示他只有高中學歷，但由于外語水平較高，劉水探說自己是留美多年的經濟學博士時，并沒有引起懷疑，反倒在“劉主任”之外又贏得了“劉博士”的美譽。聲名遠播之后，一些在北京“找門路”的人就主動接近這位頗有來頭的“貪官殺手”、請托人眼中的“通天人物”。

　　據公安機關調查，劉水探的詐騙行為主要集中在2006年8月-11月之間。在這段時間里，劉水探一般使用劉順泰一名，舒洋向請托人介紹時則稱她的“劉叔叔”是某重要機關的主任，是某現任重要領導的女婿。不過也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托他“辦事”的幾乎都是遠道來京“活動”的礦主。

　　為了要回被當地政府非法強占的鉛鋅礦，2006年9月，已經上訪一年多的云南一鉛鋅礦的兩位領導經舒洋朋友介紹，通過舒洋找到劉水探，想通過他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后據舒洋交待，劉水探聽了她描述的情況后，對她說：“把人叫過來問問，看看事情是不是真的，看看弱勢群體是不是被欺負了”。時間安排好以后，他們就見面了。第一次見面，劉水探就讓他們看到了“希望”：在一個晚上，他們來到某部隊機關招待所拜見劉水探，看到劉水探竟然就住在這里，兩位廠長頓時唏噓不已，但他們不知道，這個招待所本身就是對外營業的，入住并不需要特殊身份。而劉水探此時也開始大吹大擂，一度還問他們是否常看《新聞聯播》，并很自豪地告訴他們：“每次某重要領導出席會議時，領導身后都會有一個穿藍色西裝的人，那就是我”。一時兩人聽得云里霧里，慶幸自己真是找對人了。幾次見面后，劉水探還煞有介事地拿出一份所謂的“某領導同志就此事的批示”，但同時提出需要礦上先付120萬元前期調查費，并且一再表示“我自己不需要錢，但是不能虧待了其他幫助工作的同志”。

　　2006年11月1日，兩人先期將60萬元匯到劉水探指定的戶名為劉軍的工商銀行賬戶上。而在這期間，舒洋還單獨以引見費、購買禮物為名從這兩人處騙取5.4萬元人民幣。

　　2006年8月，河北省遷西縣一鐵礦礦主董某為要回被占的鐵礦，輾轉經舒洋介紹找到劉水探，不過這一次，劉水探失手了。劉水探也是在以前那個部隊招待所見的他，第一次見面，劉水探向他說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在后來吃飯期間，劉水探跟董某說：“人都找好了，有六個單位。得這六個單位同時下去查，這事百分之百給辦到位。但是到你們那里查天氣熱，你得拿300萬元人民幣，一個單位50萬元，作為給這六個單位的補償。”這頓飯花了董某200多元，后來他們還見了一次，但是董某認為要錢太多了，雖然最后舒洋將價錢也降到了100萬元，但他還是放棄了。在接受偵查人員詢問時，董某表示“沒懷疑過他的身份，因為酒店內一個領班見到劉水探都管他叫‘劉部長’，只是覺得要錢太多就不想辦了”。

　　本案檢察官、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副處長胡志強告訴記者：“在那個云南的鉛鋅礦廠‘辦事’過程中，在一次吃飯時，劉水探見到了中石化西南某省公司一位領導，于是他就吹噓自己手上有一份有關該省一位領導干部的舉報材料。由于事關重大，可能有關部門也核實了一下。”此后不久，公安部門接到了群眾匿名舉報，于是就發生了本文開頭那一幕。

　　　特殊身份屢成騙子寵兒

　　　　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決定了它是這類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軍隊干部、高干子弟等特殊身份的詐騙犯罪高發區。僅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的統計，2005至2007年該院受理冒充特殊身份人員實施詐騙的案件共12件18人。

　　而且，據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的分析，這些案件中也呈現出一些特點：

　　首先，在犯罪主體方面，性別上，男性犯罪嫌疑人占絕大多數(15人，占總人數的83.3%)；年齡分布上，此類案件的嫌疑人以40歲以上的成年人為主(40-50歲，10人，占總人數55.6%)，但有向低齡化發展的趨勢(20-30歲，6人，占總人數33.3%)；學歷情況上看，此類案件的嫌疑人呈高學歷化(其中大專以上文化6人，占總人數33.3%；高中文化5人，占總人數27.8%；初中文化7人)；從職業特點看，此類案件的嫌疑人以社會無業人員為主體(15人，占總人數的83.3%)；從主體數量看，多為單人作案，共同犯罪少(其中共同犯罪有3件，占全部案件的25%)；

　　其次，在詐騙類型上，嫌疑人以為被害人辦理上學、工作為名，騙取被害人錢財的9件，占全部該類案件的75%，以為被害人謀取經濟利益為名(買車、買房等)的4件，占全部該案的33.3%，單純的騙財的4件，占全部該案總數的25%，其他目的的1件，占全部該案的8.3%；在冒充的身份類型上，此類詐騙案件，主要以冒充軍隊領導和軍官為主，占全部案件的41.7%。其次是冒充高干子弟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分別占16.7%、8.3%。顯然，犯罪嫌疑人通常選擇職位高、單位級別高、與詐騙事由聯系緊密、被害人不易查詢的身份，以此來偽裝自己，達到騙財的目的。

　　另外，以認識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為幌子，嫌疑人充當中間人的案件呈多發趨勢，占33.3%，應當引起注意；再次，在詐騙金額上，此類案件的詐騙金額較大，其中詐騙20萬元以上的數額特別巨大的案件3件，占該案總數的25%，詐騙5萬元-20萬元的數額巨大的案件6件，占該案總數的50%，詐騙1萬元-5萬元的數額較大的案件3件，占該案總數的25%;最后，在量刑上，66.7%的案件達到了詐騙金額較大，應當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41.7%(可能)達到數額特別巨大，應當在十年以上量刑。

　　對于這類犯罪，長期從事犯罪學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李漢軍教授認為，本案中劉水探其實也很有技巧，它充分利用了被害人的心理，因為他都是實施“第二手詐騙”，即不直接向被害人招攬“生意”，舒洋和他自己的行為讓他名聲在外，被害人通過別人引薦，最后才見到他，而且他還利用被害人對北京情況不是很熟，故弄玄虛，比如每次都是在同一家部隊招待所與請托人見面，部隊招待所的特殊環境就給了請托人一種心理暗示，對他的身份難以懷疑；從被害人研究的角度來看，人們通常會認為被害人貪利、輕信是被騙的直接原因，而且，一旦騙局敗露，不僅在局外人看來似乎被害者過于天真，而且這些人自己也往往追悔莫及。可是此類案件總還在不斷發生著，尤其看到往往還沒有多少學識的騙子就憑借破綻百出的伎倆竟能得逞，顯然，這種現象的背后存在著一些問題。

　　從犯罪心理學角度講，被害人上當的過程，其實大多也都是在將信將疑中一步一步被套牢的，與其說他們是輕信，不如說他們也是在冒險賭博，寄希望于真有其事。所以，應當注意的還是促使被害人冒險賭博的動機。

　　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胡志強副處長也認為受害人自身的原因是促成犯罪的內在因素，他說：“目前，各種競爭日益激烈，一些被害人不是從強化自身出發，而是抱有心存僥幸、不勞而獲、拿錢開路的錯誤觀念；他們不去認真了解制度，而是想繞過制度。導致盡管有些犯罪分子漏洞百出，但是被害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往往被沖昏頭腦，盲目輕信。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助長了此類犯罪的發生”，而且他特別指出，“被害人的盲聽盲信還往往給案發以后的偵查、起訴工作造成一定的障礙，突出反映在，錢款往來不打收條，多在一對一的情況下進行；沒有防備之心，不保留相關證據”。

　　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何伯松檢察官認為這類詐騙犯罪的發生也有一定的社會原因。他說：“現階段，我們國家在就學、就業等方面還存在制度不健全、程序不透明的問題，增加了群眾對制度之外助力的不正當訴求。尤其在特權思想、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下，盲目的拉關系、走后門，盲目的輕信，幻想通過制度漏洞實現正常途徑無法實現的個人利益。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大肆冒充特殊身份人員，吹噓自己有能量，以此騙取錢財。”

　　李漢軍教授也指出，在原本合理的訴求得不到合理的解決的時候，總會有人想到用非常規的路子。我國的法治環境與市場規則秩序還不盡人意，通過合法正式的途徑解決問題有時確有難度，而一些旁門左道倒可能行之有效。既然是旁門左道，當然就有騙子的機會了，因為你原本就不是按正式規則行事的，而且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冒充高官或其親屬的案子還在出現，意味著社會上還存在著高官或其親屬有辦法、能非常規地解決問題的流行意識。這也許才是本案最大的“亮點”。因此，他也特別提醒有些人要早點換換看法，“看到我們的社會在進步，體制在進步，有問題通過行政司法的正常渠道解決，不再需要旁門左道，這些騙子也就沒有市場了”。

　　在這類犯罪的對策上，檢察機關認為，首先執法機關要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對一批典型的案件進行曝光，揭露犯罪分子的詐騙手段，有針對性地加大法制宣傳力度，提高群眾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其次，相關部門要加大對與就學、就業、經商等相關部門的制度完善，增加制度透明度，做到更加公平、公正、公開；而且，新聞媒體、宣傳部門也要注重履行職能，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誠實勞動和辛勤努力來實現人生的理想和個人利益，摒棄投機取巧、不勞而獲的錯誤觀念，和妄圖通過跑關系、走后門來實現個人利益的不良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