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的兒子——彭云早年公派赴美留學，后定居美國，現任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近日，記者在美國采訪了彭云。

　　彭云表示現在為國家做的事情少了，但從沒做過對不起祖國對不起家人朋友的事，他稱今后有機會還是想回國。

　　談母親

　　兩個媽媽從未碰面

　　因提前仔細看了江姐的照片，記者見到彭云的第一感覺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我和母親都是小寬臉，年輕的時候更像了，大家都這么說。”事實上，因為一歲多時即與母親分開，彭云對母親所有的記憶都來源于幾張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敘述。

　　彭云的父親彭詠梧在與江竹筠(江姐)相識、相戀之前，已與老家重慶云陽縣的妻子———譚政烈(后改名譚正倫)結婚八年，他們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媽媽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母親給譚媽媽(譚正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不但將一切和盤托出，還囑譚媽媽盡快來重慶照顧我。那是我的兩個媽媽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彭云說。1948年2月，譚正倫冒著白色恐怖的威脅來到了重慶，從江姐的戰友手中接過一歲零十個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節前夕，彭詠梧在戰斗中犧牲，江姐也于當年6月被捕。1949年8月26日，江姐在獄中用筷子磨成竹簽做筆，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邊紙上寫下托孤遺書。兩個月后江姐就壯烈犧牲，這封信成了江姐留給親人的絕筆。

　　養母視他如同己出

　　從1948年2月接過彭云到解放前的將近兩年時間里，譚正倫帶著彭云躲過一次又一次劫難，使敵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陰謀沒有得逞。

　　剛解放的時候，彭云大概三歲多，當時譚正倫還不知道彭詠梧和江姐都已經犧牲，抱著一線希望帶著小彭云到處尋找他們的下落。“當時重慶成立了幾個‘脫險同志登記處’，譚媽媽背著我一個挨一個找都沒有找到。后來得知母親在十天前已經被殺害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噩耗，譚媽媽又背著我到埋有被殺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們又得知，父親早在一年前就犧牲了。”

　　后來，譚正倫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兩兄弟培養成人。彭云說：“雖然有時和別人提起時為了能和我的親生母親相區別，我稱她譚媽媽，而實際上，我和譚媽媽的感情與親生的母子沒有任何區別，我一直就叫她媽媽。”

　　當彭云已經在北京成家立業之時，譚媽媽的突然去世對他是一大打擊。“譚媽媽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兒子壯壯出生，1976年，就在準備到北京來看孫子的前一天，親友們在成都為譚媽媽餞行，她突發高血壓去世了，那年才59歲。沒想到譚媽媽會在上火車前的最后一刻突然離世，沒能在我這里享受到天倫之樂。”

　　談成長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

　　彭云從小就在母親江姐的光環中長大，與彭云中學同窗六載的盧曉蓉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中學時代的彭云和這位烈士遺孤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們這個班因為有了他而與眾不同。不僅學校對我們倍加關愛，為我們選派優秀教師，而且市里對我們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動常會邀請我們參加。只要彭云在公眾場合亮相，必然會造成轟動效應……”她還回憶，大凡學校里有什么學習競賽，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還一直擔任班干部。

　　有一件事情彭云至今還記得，“有次我們到渣滓洞舉行紀念活動，不知怎么被認出來我就是江姐的兒子，‘牢房’樓上樓下頓時被擠得水泄不通。為了安全起見，班上一位男同學趕緊換上我的衣服和眼鏡和我‘調包’，我們才成功‘突圍’。”

　　盧曉蓉這樣形容中學時代的彭云：從不聲張、驕傲，始終保持低調。然而彭云本人卻更愿意把這種低調歸結為天性。“我對別人的關注比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上課看小說，還被老師沒收過幾次，可就是學習成績好。”如今，已經年過六旬的彭云談起中學時代的記憶表情依然天真。

　　1965年，19歲的彭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70年畢業后分到了沈陽一家工廠工作。1973年，彭云與在北京工作的大學同學易小冶結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楊開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調到北京四機部一個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團聚。

　　1977年，恢復高考和研究生考試以后，彭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研究生。隨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赴美國，先后在密歇根韋恩州立大學和馬里蘭大學學習，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并在馬里蘭大學擔任了一年訪問教授。

　　談現狀

　　兒子讀完博士回國工作

　　1987年，彭云回國在中科院軟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來，美國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論文，請他擔任第一作者，與導師合作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寫作出版一本關于人工智能中溯因推理的專著，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國。從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現在已經是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計算機系的終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國取得了社會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一位中國學者在美國知名大學做到了終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羨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樣，因為他是江姐的兒子。大概是因為繼承了母親的“娃娃臉”，彭云說話時常帶著天真的表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自得其樂的老教授。彭云是位真誠和嚴謹的學者，他總是傾向于壓縮自己取得的成就。記者提到“終身教授”這個令人景仰的稱謂，彭云趕緊解釋，“美國大學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還沒成為終身教授，就意味著不能再教下去了。終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聽起來那么神圣。我的職稱是正教授。”目前彭云在馬里蘭大學教課、帶研究生，同時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實。

　　彭云的兒子彭壯壯在同齡人中也堪稱出類拔萃。彭云夫婦去美國后，彭壯壯由姥爺姥姥撫養長大，直到高二才跟隨父母到美國讀書。

　　彭壯壯曾在全美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進入前十名，并獲得具有少年諾貝爾獎稱號的美國中學生“西屋獎”，當時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中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學畢業后彭壯壯考入哈佛大學數學系讀完本科，后又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博士畢業后，彭壯壯回到北京工作，現任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華區電信及高科技行業的核心成員。

　　據北京青年報

　　面對面

　　“想不好回國做什么”

　　作為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兒子，彭云的內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遺孤光環的壓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選擇中有沒有過矛盾和掙扎？記者就此與彭云進行了對話。

　　記者：您見過母親的遺書嗎？

　　彭云：小時候在舅舅譚竹安家里見過，但那時候年紀還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50年代，舅舅就將這封珍貴的遺書捐給了重慶市博物館。

　　記者：您怎么看待母親的遺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應該說達到了母親的要求，為人正派，做學問也很努力。但是要說為祖國做貢獻確實沒有太多了。大學畢業后在工廠和研究所工作還為國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國就很少了。這樣說來，母親的遺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親可能還是希望我能在國內發展好一點吧！但只要我不做壞事，沒做對不起國家親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會責怪我，但遺憾是有的。

　　記者：應出版社之約去美國出書之后為什么會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這個人就是想做點學問，別的方面沒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實開始的時候沒想一直留在美國，要不然兒子也不會到高二才去。后來研究做得還算可以，就這么做下去了，回國的事也就拖下來了。然后妻子和兒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來了。從研究的內容來說，當時感覺國內比較看重兩頭，一頭是純理論，一頭是完全應用，美國學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間段，比較適合我。

　　記者：您在國外的時候會時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嗎？周圍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經常會想到，因為那是我血脈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圍的同事和學生們也都知道，因為這個事情是沒辦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當面和我談論這個事情。

　　記者：那您會經常想著是否回國嗎？

　　彭云：總在想該不該回去。也曾經努力過，但想不好回國做什么，似乎找不到著力點。原來想做出大東西就回來，但還沒等做出來就老了。

　　記者：什么樣的東西才是大東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個領域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吧。

　　記者：選擇現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關系嗎？

　　彭云：有很大的關系。我從小就不是特別愛說話。我這個人就是愛念書，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踏踏實實做點學問。在現在這個學校雖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靜，環境寬松，適合我。

　　記者：您退休后會回國嗎？

　　彭云：我想會的，畢竟親人朋友都在中國。我看到國內的發展很興奮，今年爭取能回北京看奧運會。 據北京青年報

　　鏈接

　　江姐托孤遺書 本報曾做報道

　　2007年11月14日是江姐遇難58周年紀念日，重慶市三峽博物館首度展出塵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遺書。本報第一時間對此做了報道。

　　1949年,解放軍勝利的消息不斷傳來，江姐等烈士隱約感到敵人會在失敗前進行瘋狂的大屠殺。得知丈夫已經遇難的江姐,此時心中最為擔心的就是尚未長大的兒子彭云。

　　1949年8月26日,江姐將吃飯時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簽,蘸著由爛棉絮灰與水調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在如廁用的毛邊紙上,艱難地寫下了“托孤”遺書。1949年10月，江姐委托地下聯絡員，將書信秘密送到重慶市中山公園里的育才小學,交給譚竹安(譚正倫的弟弟)。

　　江姐托孤遺書(部分)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我想你決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這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話，云兒(指彭云)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竹姐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