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彭煥新

　　　年齡：35歲

　　　職業：公司總經理

　　　采寫：方町町

　　彭煥新衣著整齊講究，頭發黑而濃密，眼鏡后目光炯炯，濃重的長沙縣口音里滿透著認真樸實，說不清他像城里人還是更像農民。實際上，他就是個當年跳出了農門的大學生，一番奮斗之后居然又“殺”回鄉下種起了紅薯。確切地說，他是經歷過城市白領生活的新“農民”。而在這番人生的歷程中，他收獲的不僅僅是物質，還有愛情和人生的境界。

　　最落魄時遇見她

　　　我家在長沙縣金井，念高中時，父親幫人蓋房被水泥梁砸了，撿回一條命，卻落得一身傷病，失去了勞動力。作為貧寒家庭的長子，我發奮考取了省城的大學。畢業后找工作不順，我還記得有兩家單位瞅我樸素的衣著、聽我一口鄉音時那種輕蔑的眼神。后來我去了長沙縣某鄉中學當老師，可是每月三百元的工資要養父母和供兩個弟妹念書，實在太難了。1995年10月，我一跺腳，辭職去了海南闖蕩。

　　　寄住在海口一遠親的宿舍里，我找了一個月工作，終于被一家三星級酒店聘為總經理秘書。因為有著農村人那種做事認真、為人厚道的勁，使一位40多歲的女客戶———張大姐對我產生了極好的印象，她把我介紹給了一個大型期貨交易所的負責人。這是一家全國期貨交易所試點企業，每日交易量達2.8億元，競聘者如云。對期貨我是個生手，考試前我買了十多本期貨書籍，夜以繼日地“抱佛腳”，還想法收集了公司大量的資料仔細研讀，結果筆試、面試三道關我竟然闖了過去，成為公司一名行政員工，后來逐漸升遷為辦公室副主任、主任，薪水比當老師時翻了好幾番。有了錢給父親買藥和營養品，父親的身體慢慢好轉起來。

　　　正當我欣慰時，1999年秋，公司突遇變故，原總裁張總敗于權力斗爭之中，新總裁為籠絡人心，許諾為跟隨他的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各買一套價值40萬元的商品房。但我跟張總學了很多東西，也認為他幫我改變了家庭的窘困，我不愿負人恩惠，在眾人都離張總而去時，還幫他去處理一些善后事宜，當然，我損失了40萬元的房，還有工作。

　　　這年9月30日我回家探親，師母說幫我物色了一個對象，帶我去相親。姑娘叫饒玨，家就在我們金井，她招干在鎮政府工作。一見面我就中意，她模樣清秀，透著靈氣。饒玨閑聊說：“聽說你在海南干得很好。”我想了想，老實地說：“過去是，現在不是。”就把目前的窘況大略說了。她點頭贊同我不忘滴水之恩的選擇。

　　　兩天后我回海南，繼續幫張總把事處理完。不知怎么，腦中總是浮現饒玨的笑臉。我決定以我喜歡的方式———寫信———向她“進攻”，寫了厚厚好幾頁紙。她回信了，字如其人娟秀，話不多，但有一句讓我竊喜不已：“我是個實在人，也喜歡實在人，你初次見面就說實話，不虛夸，我們之間有共同點。”就這樣，海口與長沙之間的書信就成了愛的通道，這束愛情的光溫暖著我，鼓舞我繼續創業和奮斗。

　　牛郎織女兩無猜

　　　第二年國慶節，我們在海口舉行了婚禮。之后我進入當時的廣西食糖批發市場中心，擔任辦公室主任，并在饒玨的建議下，攻讀廣西大學MBA專業。饒玨也停薪留職到南寧謀職，一邊工作一邊照顧我。我們買了房和車，可幸福的小日子沒過多久，老家的父母身體欠佳，饒玨決定回家照顧公婆。除了探親，我們見面不多。

　　　努力得到了回報，我獲得了MBA學位，職位也逐漸升遷為監事會監事和總經理助理。老家有人在饒玨耳邊說起了閑話：“把你老公放在那里，不怕他學壞？”饒玨一笑：“他骨子里就是個農民，學不來城市那一套。”也有人對我說：“讓年輕漂亮的老婆獨守在家，你也放心？”我也一笑：“別看她外表伶俐，其實就是個老實的鄉里妹子。”盡管聚少離多，但苦澀的相思中含著甜蜜，見面更是情深繾綣。有時我倆說到以后的計劃，我對她談出內心的想法：一定會在一起的，不是她跟著我，就是我回老家去伴著她，后一種可能性更大。不止一個朋友勸我在南寧買一套小別墅，假日自己住，平時租賃。我沒采納，錢不成問題，是我認為在異鄉的日子不會持續太久，我內心很矛盾，一方面在奮斗中證明了自己，有成就感，另一方面我并不喜歡這種漂泊而勞心的工作。

　　　和饒玨生活愈久，愈覺得我倆的共同點那么多，她不慕都市繁華，又好學上進，參加自學考試，從前的高中畢業生拿到了本科文憑，其中一次考試還是挺著大肚子進考場。2006年4月，她通過了長沙市公務員考試，正式成為鎮政府的干部。隨著我倆事業的發展和女兒的出生，我更渴望營建一個穩定、溫暖的家。

　　脫掉“白領”背鋤頭

　　2006年初，我在央視節目中看到一條浙江大學研制生態紅薯的新聞，這種紅薯個小皮薄、味道細膩甜潤，產量高。我很動心，立即上網查到很多資料，又跟浙江大學取得聯系。經過仔細考察和考慮，我決定辭職回老家，開發生態紅薯，并逐步擴大為生態農業產品。

　　　我把想法跟饒玨說了，擔心她反對，畢竟我的事業如日中天，而這個選擇是回到農村重新起家。她一聽就沒心沒肺地樂了：“太好了，我最愛吃紅薯。”我認真地說：“你再想想，這可是大事。”幾天后她正色說：“我認真考慮了，這個想法很有可行性：第一，生態紅薯是綠色食品，迎合現代人追求健康的時尚；第二，湖南的氣候、環境很適合種植紅薯；第三，成本低，投資風險小；四，我以后可有得好味道的紅薯吃啦！”她大笑。

　　　我心中的石頭落地，現在，反對者只有雙方的父母了，他們想不通，我在大城市、大企業做到了白領，怎么想起背起鋤頭回鄉下？我倆共同努力做通了父母的工作。2006年底，我回到金井，注冊了沃園生態農業科技公司，建立了紅薯基地。饒玨工作之余歡喜地為我忙來忙去，光是為產品的包裝就收集了一大堆同類產品的樣本，取長補短為我的紅薯做包裝設計。連兩歲多的女兒都被她洗腦，動不動就奶聲奶氣地說：“我要吃心大(生態)紅薯。”

　　　現在，與浙大的技術員守在初具規模的科研室，守著我的數百畝紅薯地，有饒玨、女兒、父母相伴，呼吸著鄉村新鮮的空氣，我內心充實而愉悅，氣色也紅潤了許多。與以前勞心的人事工作相比，我更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樂。饒玨說得對，我倆啊，骨子里就是一對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