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山上運電線桿，肩膀都壓腫了

　　新京報：在災區，你們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宋：生活忒簡單了，早上5點半起床，吃點兒早點，上山干活兒，中午在山上吃點盒飯，下午繼續干，晚上七八點、八九點，也沒個準時間，回家睡覺。第二天繼續。

　　新京報：你們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宋：先是為了保兩座高架鐵路，后來是為了通電。這十幾天，我們一共恢復了十多座電塔，前后跑了20多個工地。后來主體工作做完了，變成先鋒隊了，哪里任務緊走哪兒。

　　新京報：工作條件很苦吧。

　　宋：當時都是在山上，那路根本沒法走，除了水都是泥，兩個人碰面了就得側著走。你考慮考慮，我都形容不了。摔跤都是常事，一天總得摔個十幾跤。一天下來，褲子濕到膝蓋，襪子都能擰出水來。

　　新京報：最苦時是什么樣？

　　宋：感覺最艱苦的還是往山上運電線桿的時候，一個電桿1.1噸，十幾個人抬。我抬著的時候都是咬著牙，再受不了就咬嘴，那幾天肩膀都壓腫了。

　　初三還是初四那天，我們做完活回去連飯都沒吃，太累，不想去吃飯了。

　　新京報：鄉親們都是你號召來義務干活的，他們對這么艱苦的工作有沒有什么想法？

　　宋：一點也沒有。有一個感冒了，發燒到39度，大早起來還想去干活呢。我一摸頭，忒熱，沒讓他去。這些天，大家伙都是搶著干活，太讓我感動了。

　　以后還是想塌塌實實做個農民

　　新京報：你們哪天離開郴州的？

　　宋：那是干到正月十六，當地電力主線路已經全部通了以后。這已經是我們第二次決定回家。

　　新京報：第二次？

　　宋：正月十二我們就想走了。因為有當地記者來采訪抗災，偶然發現了我們，回去報了二三十字，這是我后來知道的。

　　初十開始，一下來了很多記者，我們活兒都沒法正常干了。我就想著，這么多媒體為什么采訪你啊，你有什么特殊，人家兄弟單位都干一樣辛苦的活，你這樣還影響人家情緒，就打算悄悄走掉。

　　但是，有人找我們談話，說我們不能走，各大媒體都等著采訪，這已經是個政治問題了，就沒走成。

　　新京報：媒體的報道給你們的生活帶來變化了嗎？

　　宋：一報道，人家都知道了。在郴州，我們的唐山老鄉、當地百姓，都跑到賓館來看我們，給我們打電話，送東西、捐錢。那賓館大廳里，堆滿了市民和有的單位送的東西，多得能拉一汽車。錢捐了3萬多，不過可以打包票，我們13個兄弟，連人家送的一個橘子都沒吃過，錢全捐給孤兒院、福利院了，東西也分散捐了。來的時候咱都沒考慮錢的問題，現在哪能拿人家的呢。

　　新京報：離開湖南的那天，據說有很多人送行？

　　宋：有上千人送我們。鮮花、水果、用的東西，一個勁往車上扔，我們全都流淚了。

　　新京報：可是，有人說你們這次的行為作秀的成分更大。

　　宋：我知道網上有人這么說，不過呢，任何事物都有善惡的分別，咱不用在這兒分辨。

　　新京報：這次花的錢都是你掏的腰包吧？你家的經濟條件怎么樣？

　　宋：是，花了三萬五。以前就有記者問我，是不是很有錢。我說，是挺富有的，我有巨大的精神財富，那是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我愛人老說我“不拿錢當好的，有點神經”。我跟你說，有的人吃饅頭感覺很充實，有人吃肉覺得沒意思，這完全在于你怎么想。

　　新京報：以后有什么打算�。�

　　宋：塌塌實實做個農民。還能有啥打算？(記者 相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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