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兩會廣東代表團集體審議中，全國人大代表陳舒特別就媒體高度關注的許霆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媒體炒作許霆案無異于輿論審判，建議制定該方面的管制規則。

　　顯然，陳代表認為立規矩的對象應該是媒體，因為在她看來，“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應該確定有罪。但是現在有一個傾向，無論是有罪的一方，或者無罪的一方，在法院沒有終審之前都喜歡利用媒體大肆宣揚炒作，實質是利用輿論給法院施加壓力”。因此，陳代表著重強調，這是一種輿論審判，是一種干擾司法的行為。“媒體聲音大，法院聲音小，這樣就會使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法院的公信力產生懷疑”。

　　按照陳代表的邏輯推理下去，正是由于媒體聲音大法院聲音小，才導致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法院的公信力產生懷疑。但這樣的邏輯并不足以證明媒體“審判”了案件，因為公眾對法院的公信力產生懷疑，并不一定代表這種懷疑就能轉變為對法院審判的干預。

　　之所以媒體對案件進行報道和評論看似能產生“輿論審判”的效果，癥結不在于輿論的關注以及公眾的懷疑，而是為數不少的公眾的懷疑，足以形成一股強大的民意，這種沸騰的民意使得政府部門不得不對“民間意見”采取一種審慎而積極的應對態度。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以及政府所掌控的公權力，其最直接的制約力量就是“選民的意見”，所以政府必須重視“民意”，為了平息“民憤”，政府就有足夠的動力去干預司法審判，由此導致所謂的“輿論審判”。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民主的語境下，政府的確有基于“輿論審判”力量的強大而被迫“干預司法”的壓力。但如果審判足夠獨立，有足夠的力量去抵制行政壓力，“輿論審判”也會在最后環節功虧一簣。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行政權力相對于司法權的絕對強勢，使得司法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抗拒行政權插足干預的沖動。

　　這樣看來，要立規矩防范“輿論審判”，關鍵不是為媒體和公眾立規矩，而是要為行政權立規矩，使得沖動的行政權不能越司法“審判自主權”的“雷池”一步。司法理性和行政理性遵循著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信奉“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原則，而后者則要以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民主原則來行事。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從制度上保障司法權獨立于行政權，恰恰就是要防止“輿論審判”借助行政權干預司法權來實現。(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