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再看一眼窗外的世界吧，因為以后，我就難以見到了。”3月11日，在一輛由杭州開往潛江的警車上，一名戴著手銬的男子懇求民警把車窗上的窗簾拉開。

　　出于安全考慮，民警沒有答應。警車安靜地駛過浙江、江西、武漢，直駛到潛江。

　　窗外的油菜花香越來越濃了。他貪婪地嗅著，口中問道：“到了潛江么？14年了，我經常想要是能回來看一眼多好……”

　　他終于回來了，卻是一種被押解的方式。

　　身背人命潛逃，隱姓埋名成為包工頭

　　14年了，卷宗都已發黃。通過潛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副隊長鄭宗武的介紹，我們知道了事件的起因。

　　1994年12月23日上午，楊市鄉紅廟村4組的一條溝渠旁，正在清淤泥的女村民關某與小組長余仁林爆發了激烈的爭吵。關某認為派活不公平，她家的活太多了。雙方由爭吵發展到扭打，隨后關某16歲的兒子小余也加入其中。三人都動了手，雙方都認為自己“吃了虧”。

　　如今，余仁林的老父親還是認為，“如果那個黃昏他沒有去小賣部就好了。”可世上沒有后悔藥吃。雙方吵打后的那個黃昏，余仁林抱著尚在襁褓中的嬰兒，走到村小賣部去買煙。在那里，他碰到了小余。狹路相逢，想起上午一幕，余仁林怒從心頭起，猛沖上去當面就是幾腳。小余的母親聞訊趕來，雙方再次扭打。周圍群眾將他們拉開。

　　回去后，小余感到腹部疼痛，吃藥后也不見效，于是到醫院治療，發現便血，最后不治身亡。法醫鑒定，小余之死與余某腳踢腹部有直接關系。“事發后，余仁林就不見了。”辦案民警說。民警估計，那時余仁林還只是躲起來觀望。然而，當小余的死訊傳出后，公安機關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他踏上了逃亡路。”

　　最初余仁林跑到了廣東，利用自己會做泥瓦工的技術，隱姓埋名，在一家建筑工地打起了工。然而，他發現“那里的秩序不好，搶東西的人多”，于是跑到北京。又覺得北京也不好呆，于是跑到杭州。

　　被追緝的余仁林在杭州一家園林工地打起了工。他辦了個假身份證，叫“王木林”。最初他跟別人打工，取得老板信任后，自己當起包工頭，招到十幾名湖北農民工，賺得比以前多了。

　　可是，他幾乎不招潛江人。“怕人家知道我的底揭發我。”有了以前的教訓，他對手下的農民工好多了，幾乎從不與人爭吵。“不扣工錢，不拖時間，他們對我都沒有意見。”就這樣，余仁林做完一批工程就換一個地方，在杭州干了10多年包工頭。

　　他掙的錢都到哪里去了？辦案民警說，曾經發現過他給家人的匯款單。

　　民警喬裝探虛實，逃犯14年后落法網

　　案子10多未破，犯罪嫌疑人逍遙法外，公安部在信訪件上批示盡快破案。去年下半年，鄭宗武接手此案。聯想到余仁林外逃數年后，其妻也“神秘”失蹤，辦案人員分析余仁林可能還在和老家聯系，于是特別留心此類信息。

　　3月初，一條重大線索傳來：余仁林可能在杭州某工地當包工頭，化名王木林。3月9日，鄭宗武和另兩名偵查員顧不上周日休息，駕車趕到杭州市公安局，請求協助。查閱了該市暫住人口信息后，果真查到一個“王木林”，仙桃人，40多歲。

　　王木林是否就是余仁林呢？民警沒有人認識他，只是看過余仁林的照片，發現他的兩顆門牙很突出。仔細對比暫住證上的照片，發現門牙的特征非常明顯，其他特征也比較相似。通過杭州市園林局，民警了解到在下沙區園林工地上有一批湖北農民工。

　　第二天，民警們奔赴下沙區工地。鄭宗武喬裝打扮一番，背著一個價值15元的破包，身上穿著骯臟的舊衣服，向一名農民工詢問，自己是湖北人，身上的錢花完了，可不可以在這里打工？該農民工恰巧是湖北的，好心地介紹他去找“王老板”。“王老板”就站在路邊。他告訴鄭宗武這個老鄉說：“可以做，包吃包住一天60元。”通過近距離觀察，鄭宗武看到該男子身高1.75米，身材魁梧，暴門牙，與余仁林幾項特征吻合。心里有底的鄭宗武謊稱拿行李，退了回去。

　　杭州市警方悄悄上前，以未辦暫住證為由將“王木林”帶回局里。幾經抵賴后，“王木林”最后承認自己就是余仁林。他說，14年來，他最怕警車和警察，但知道這一天總會來到。

　　我現在安心了

　　昨日，面對記者，余仁林竟露出了笑容。“你看起來很開心？”記者問道。余仁林對這個問話并不反感，反而咧開了嘴笑個夠：“要來的總是要來。現在我終于安心了，總算能夠了結了。”“14年，最對不起的人是死者，再就是孩子。”他痛苦懺悔。他走時，最大的孩子才5歲，最小的只有幾個月大。“現在女兒19歲了，兩個兒子也大了，可我沒有盡到做父親的義務。”“你沒有想過回來看一下他們嗎？”他說：“想，可是我不敢。”“為什么不回來自首？”“因為我還要賺錢。”“為誰賺？”“為了孩子們。他們讀書要用錢。”“那你的錢是怎樣給他們的呢？”“我有卡，每個月我會打到卡上去。”

　　警方介紹，余仁林一直否認和家人有聯系，擔心把家人牽扯進去。因為一旦警方找到證據，證明他的家人知道他藏身何處，卻知情不報，家人也將有包庇嫌疑，要受到檢方指控。現在警方只要問到其家人的事情，他一問三不知。“其實我想把手上這個工程做完了，就回來自首。”余仁林說。為何是選擇現在，而不是以前？余仁林回答得異常迅速，仿佛這個問題他經過了千思百慮：“因為現在孩子們都大了。不需要我了。”“你是一名父親，你很愛自己的孩子。被你殺死的那個孩子當時只有16歲，將心比心，他的父母會多痛苦？”余仁林低下頭：“我當時太沖動。我愿意補償。再給一次機會，我決不會這樣做了。”

　　兩個被改寫的家庭

　　昨日下午，記者來到余仁林位于農村的家。跟旁邊的白色樓房相比，這座低矮的房子顯得分外寒酸破舊。兩位年過七旬、神情憔悴的老人坐在門前。“如果你們前一天來，就碰不到我們了。”原來，余仁林72歲的老父住院動了一次大手術，昨天才出院回家。“我這一輩子，不值。”老父介紹，自己曾是軍人，上過戰場，退伍后，因家庭特別困難，為照顧家庭，回到了潛江老家。等到子女們大了一點，以為日子會好過，沒想到小兒子竟犯了事，把3個年幼的孩子全丟給了兩位老人。

　　老人眼睛濕潤了。“那時我們老兩口快60歲了，為了養活3個孫子，我們咬牙種了20多畝田地，把孩子們拉扯到上高中、上初中。現在大孫女已19歲，外出打工了。我們的身體也垮了。”“他回來好。他早一天回來，我們就早一天安心。公安局做得對，我們也巴不得早一天把他抓到。”但兩位老人卻堅信，自己的兒子沒有做“壞良心”的事，犯上案子只是他“運氣不好”。

　　另一個家庭的情況也很凄慘。在潛江市一處裝滿廢紙箱的房屋里，記者見到了被害者小余的父母。他們神情悲苦，衣著破舊。“別人過節盼團聚，我們過節前夫妻倆就先痛哭一場。這么多年，沒有哪一天，我們夜里能睡好覺，閉上眼睛，就想起這回事。”“我的兒子多好啊，活潑聰明，愛講笑話，如果他還在，我們一家有多幸福！”說起兒子，小余的父母語無倫次，激動不已，拉著記者的手，一再重復這幾句話。民警介紹，多年來，他們也常重復這幾句話。

　　記者從他們斷斷續續的介紹中，得知這個家庭多年來過得十分艱難，且接連遭遇不幸。小余去世后，一家人感覺在原來的村子里住不下去，搬到了城區，租房賣雞蛋。“最初沒錢買菜，我們就去撿菜葉子吃，全家人苦死了。”

　　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能歸案，這成了夫妻倆心頭的死結。一有時間，他們就到市里、省里，甚至公安部去上訪。這花光了他們掙來的菲薄收入。現在他們還是租屋居住。“14年，我們欠下了8萬元的債。”

　　“我們家破人亡，生活全毀了。”年過5旬的關某一直拉著記者的手，仿佛要把這多年的苦和恨悉數說出。

　　“把這一頁翻過去，開始新的生活吧，現在余某不是已經歸案了么？”面對記者的安慰，兩位神情悲苦的夫妻總算顯出一絲平靜：“感謝公安部門，兒子的冤得雪了。”據介紹，抓到余仁林的那一天，夫妻倆抱頭痛哭，第二天特地給公安部門送了牌匾。(陳杏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