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向三：小額追討工資案件將不斷增加

　　我國勞動爭議“一裁二審”的處理模式一直以來就存在處理周期過長的問題。很多小額勞動爭議案件的當事人就是因為案件處理程序復雜、耗時過長而被迫放棄自己的權利。去年12月，北京市某工地63名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從6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他們向“義聯”申請法律援助后，最終因為考慮到程序復雜、耗時太長而放棄申請仲裁。

　　這一狀況將因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施行而大為改觀。該法設立了“一裁終局”制度，自今年5月1日始，小額案件“一裁終局”，大大降低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將使越來越多的小額工資糾紛案件的當事人重新回到法律程序中來，通過法律途徑切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辦理“一裁終局”案件，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當增派人手，簡化程序，使得小額勞動爭議糾紛能夠得到及時解決。同時，由于“一裁終局”案件一經裁決即發生法律效力，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加強對仲裁員專業知識的培養，以切實提高仲裁裁決的質量。

　　趨向四：新型勞動爭議案件引人注目

　　隨著勞動合同法的施行，部分企業從計劃經濟時代沿用至今的“以身份定報酬”的薪酬制度正招致越來越多的質疑。2007年12月，武昌某高校附屬幼兒園的31名聘用幼師，因與幼兒園正式員工收入相差太大，向幼兒園討說法，希望上調工資，實行同工同酬。在某些企業，勞務派遣工或臨時工的工資待遇只有正式職工的1/3，最多的相差近10倍。這種極不合理的做法導致類似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迅速增加。

　　知名維權律師黃樂平認為，要嚴格杜絕“同工不同酬”現象，關鍵是要完善同工同酬的法律制度，建立“同工不同酬”案件的解決機制，使同工同酬制度更具有操作性。目前正在起草的工資法，已將“同工不同酬”問題列為要著力破解的難題之一。有關專家指出，同工不同酬問題往往是群體事件，具體處理過程更需要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充分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工會協調勞動關系的職能不可或缺。

　　趨向五：因就業歧視引發的勞動爭議越來越多

　　我國一直反對就業歧視，相關法律也對就業平等作了明確規定，但這些規定比較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勞動合同法和就業促進法的相繼出臺有望解決這個問題。今后，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收取保證金、扣押身份證的行為不僅違法，而且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就業歧視同樣違法，勞動者如遭就業歧視，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就業促進法這一新規定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就業歧視糾紛狀告無門的問題。

　　中國法學會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律協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姜俊祿博士認為，就業促進法帶來的就業歧視處理問題今后將會越來越多，至于何種用工行為構成就業歧視，具體判斷標準還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進一步加以明確。一些勞動法專家指出，對就業歧視案件的處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如構成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應承擔什么責任，如何賠償被侵害人的損失等，仍然是實務操作難題，還需要有關部門盡快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 朱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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