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美麗的新城市，是物質層面的災后重建。而對于汶川地震受傷民眾來說，心靈家園的重建更為重要。唐山災后重建專家蘇幼坡19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心靈家園重建的難點在于地震孤兒的撫養。目前安置汶川地震孤兒有三個方案：愛心學校、親屬領養、社會領養。借鑒唐山當年的經驗，蘇幼坡認為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愛心學校撫養。而當年唐山地震時的愛心學校——育紅學校的負責人董玉國和楊桂芳也有同樣的看法。

　　-講述

　　唐山地震的4204名孤兒，如今已長大成人。他們講述心路歷程，結合自己的經驗伸出援手，幫助災區孤兒，尋找新家。

　　蘇幼坡(地震災后重建專家)

　　應該考慮孩子感情

　　唐山地震災后重建專家蘇幼坡是很多地震孤兒的朋友。19日，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他認為，地震孤兒的撫養，是一種心靈層面上的災后重建。

　　從媒體上，蘇幼坡了解到安置孤兒有三個方案：愛心學校、親屬領養、社會領養。借鑒唐山當年的經驗，蘇幼坡認為最好的方式是愛心學校。

　　“地震孤兒”最忌諱被稱為孤兒，到別處去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汶川地震后，蘇幼坡和許多當年唐山地震孤兒，聊起此事。

　　這些已長大成人的孤兒告訴蘇幼坡，“不要讓親屬或社會領養，最好的就是愛心學校”。在32年前的唐山，有類似的機構叫做育紅學校。

　　蘇幼坡的一個朋友，唐山大地震時6歲，地震時父母雙亡，在育紅學校里待了兩年，然后被濟南的外公外婆接走。

　　“他外公外婆家的條件是非常好的，但他還是覺得育紅學校最好，在濟南上完師范之后，就毅然回唐山了，即使這里已沒有他的親人”，蘇幼坡的朋友告訴他，因為父母養育子女是天經地義的，而由外人養則是因為愛心，孤兒不僅要忍受失去父母的悲傷，還要背負人情債。而祖國就是母親，由政府養育孤兒也是理所應當的。

　　經歷了當年場景的蘇幼坡說，在育紅學校，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是孤兒，可以求得心理平衡。這也是唐山地震孤兒的心理歷程。

　　“大家奉獻愛心是好的，值得提倡，但應考慮孤兒的感情和長期發展。對于年紀稍長的孤兒，可以征求其本人的意見”，蘇幼坡希望，大家在資助的時候，最好也應匿名，“不要讓孤兒心里背負報恩的壓力”。

　　當年的唐山孤兒已經長大成人，蘇幼坡說，他們忌諱孤兒的稱呼，但永遠對國家感恩。汶川地震后，他們已多次匿名捐款。

　　董玉國(石家莊育紅學校負責人)

　　領養可能有不利因素

　　“育紅模式是可以借鑒的”，董玉國說。

　　1976年，從來沒有學過心理學的董玉國從石家莊二中黨總支書記崗位調離，成為石家莊育紅學校的負責人，也成為148名地震孤兒的家長。他說，領導選中他的原因是“會說唐山話”。

　　董玉國很快就摸清了地震孤兒的心理。他說，地震孤兒與普通的孤兒不同，因為他們的心靈曾經受創，更容易驚恐。

　　董玉國回憶道，孩子們剛來時對地震都特別恐懼，甚至連樓房都不敢進，喜歡在室外待著。一遇到下雨打雷，就覺得特別害怕，認為是地震的前兆。

　　董玉國說，育紅學校的“療傷”經驗在于集體活動和家一樣的溫暖感，“學校經常組織一些活動，比如下棋、打球，可以讓孩子忘掉痛苦”。

　　董玉國說，為了讓孩子能感受到家鄉的氣氛，每到過年，他都按唐山吃兩頓餃子的習俗，年三十晚上跟孩子們一起包餃子，讓孩子年三十夜和大年初一早晨都能吃上餃子。

　　董玉國說，像汶川地震涉及面積這么大，還是集中辦一個學校比較好，育紅學校是一個比較好的例子。這樣有利于集中管理，一來集體活動可以緩解孩子悲傷的情緒，二來也可以培養孩子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

　　董玉國認為，領養并不是對地震孤兒最好的辦法，因為一些領養家庭的諸多不利因素，可能會讓孤兒難以融入新家，他說：“如果允許領養汶川地震孤兒的話，一定要對領養家庭進行嚴格的審查，這是對孩子負責。”

　　楊桂芳(唐山育紅學校副校長)

　　用集體溫暖撫平創傷

　　“看到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就想起唐山地震的那些孩子”，今年66歲的楊桂芳說。汶川地震發生后，她經常在看電視報道時流淚。

　　唐山地震時，她34歲，在唐山地委機關工作。后來她受命成為唐山育紅學校副校長。學校由幼兒園改建而成，那一片簡易房，就成為孤兒的避風港。

　　楊桂芳說，地震孤兒不同于其他孤兒，是一個特殊群體。她認為，地震孤兒童年時比較調皮，比較有叛逆性，對他們不能過于嚴厲。要用集體的溫暖來撫平他們心靈的創傷。

　　在楊桂芳的記憶中，有個8歲的四川籍男孩，父母在唐山遇難。男孩平時比較孤僻。有一次，他想回四川，就一人從育紅學校跑到汽車站去了。她連夜尋找，才找到他，悉心開導后，男孩才打消了回四川的念頭。

　　多年后，已經長大的男孩對她說，“當時我那么調皮，您還生我的氣嗎？”溫暖的問詢，讓她浮起笑容。她說，當時育紅學校用集體的溫暖，醫療了這群特殊孩子的心靈創傷。

　　楊桂芳一直認為育紅學校是一種成功的模式，因為在育紅學校這樣的大家庭里，同樣的經歷會使他們盡快地從創傷中走出來。

　　同時，楊桂芳也點出了育紅學校的局限性。她說，對于特別內向的孩子，最好還是讓他有個家，讓他感受到家的溫暖。因為在學校難免會關照不到。在家里一對一的照顧會更好一些。

　　劉遠平(曾在唐山育紅學校生活，地震孤兒)

　　經歷相似容易相處

　　5月19日，默哀日。唐山市政府農業辦主任劉遠平，來到抗震紀念碑前，垂首默哀。

　　唐山地震那年，他14歲，父母和弟弟妹妹的記憶畫面定格在垮塌的樓房前。當年12月，他和100多名孤兒一起，來到唐山育紅學校。

　　育紅學校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類似于今天的愛心學校和孤兒院。唐山育紅學校按年齡分為托兒、幼兒、小學、初中和高中。最小學生才8個月，最大的16周歲。

　　彼時的震后唐山，滿目瘡痍。4204名孤兒被分至唐山、邢臺、石家莊三處的育紅學校。回憶起育紅學校的歲月，劉遠平感覺溫暖，“那里像一個家一樣，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感情特別深”。

　　同樣的經歷，團結的氛圍，撫平劉遠平的心靈傷痕。當時的育紅學校，各個年齡的孩子都有，分班不能太細。為了更系統地學習，在育紅學校生活兩年之后，劉遠平轉入普通高中。但他一直難忘育紅歲月。

　　直到現在，劉遠平仍和育紅的同學一起聚會。這些地震中的傷心者和幸運兒，已情同手足。

　　采訪中，劉遠平電話忙碌，他的育紅同學們找他商量收養汶川地震孤兒的事。

　　相似的浩劫，讓他們對災區的孤兒充滿愛心，同時也希望能盡力回報社會。劉遠平不贊成由親屬領養。

　　“災區的孤兒由唐山地震孤兒撫養，會比較好”，劉遠平沉默了一下，“因為經歷相似，能理解現在汶川孤兒的心情”。他說，如果要社會領養的話，最好是領養一些年齡較小的孤兒，年齡較大就不便融入新家。

　　周潔(曾經是唐山地震孤兒)

　　親屬領養存在隔閡

　　今年39歲的周潔(化名)，在北京一家國有企業上班。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傳來，觸動了她遙遠的回憶。

　　周潔是一名唐山地震孤兒。32年前，時年7歲的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后來，她被親戚接到北京。

　　“沒有特別的感覺，可能那時還小”，失去父母的記憶，被周潔模糊或者刻意遺忘。她先被安置在北京的奶奶家，由姑父一家照顧。但因姑父一家也有幼童，她又被送到南方的伯父家。

　　伯父家有3個小孩，周潔成為家庭的一員。“總歸是有隔閡感，無法融入”，那時的周潔還不懂得咀嚼悲傷的滋味。即便伯父對她悉心照料，但無論怎樣，她總有寄人籬下的感覺。

　　“地震孤兒”對童年的周潔是一種忌諱，她從不愿提起。在南方，她的同學也并不知曉這個身份。

　　周潔在南方讀完小學、初中、高中，直到高二才返回北京，準備轉學并參加高考。高考之后，她到了這家國有企業上班，并結識了同在單位的丈夫。從此生活平淡，幸福。

　　-鏈接

　　唐山200多名地震孤兒捐款

　　據新華社電 汶川地震后，一位唐山地震孤兒在本地網站發了一個帖子，倡議“唐山孤兒向四川孤兒獻愛心”，令他沒想到的是，這一號召得到了許多唐山孤兒的響應，網上相約一起到唐山抗震紀念碑廣場共同捐款。

　　20日上午，200多名唐山地震孤兒來到抗震紀念碑廣場，遠在外地不能趕來的孤兒囑咐其他人一定要代自己獻一份愛心。32年前，還是孩子的他們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汶川地震后，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心愿又讓他們聚在一起。

　　捐款的孤兒中，少則幾百元，多則上萬元。一位孤兒說，盡管當年的地震孤兒有的并不富裕，但同一種報恩之情把他們聚集在一起，多少也要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捐款完畢后，他們還將組成“唐山孤兒志愿隊”，希望能去災區，用自己的經歷安慰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災區孤兒。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遺留下4200多名無家可歸的孤兒，最小的幾個月，最大的十幾歲，在黨和政府的安排下，這些孤兒分別進了石家莊、邢臺、唐山育紅學校學習和生活，現在都已經成家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