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讀到2003年8月8日《人民日報》上一篇《遇天災，你有幾分自救能力？》的文章。文章說，人進災退的勝利值得大書特書，但同時，也有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我們真的做到了“把災害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未必！抵御各種各樣的災害，不僅是黨和政府千方百計為人民謀利益的事情，更是需要每一個人努力自救的事情；不僅是災后恢復性的自救，更有災前預防性的自救。但是，“抗災觀念淡漠，抗災知識缺乏，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性的缺憾，也是個人抵御災害能力下降的要因”。

　　歷史教訓之所以重現在我們身邊，除了災難的可復制性，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預防災難的麻木意識也進行了可怕的復制。換言之，上一次災難中得到的寶貴教訓，我們并沒有進行必要的反省和重視，更多情況下，這種教訓裝進了文件袋和總結材料中，被封存進了檔案庫。

　　“中國人的‘記憶文化’善于遺忘、容易健忘、失憶”(柏楊語)。所以，我們抵抗災難的意識仍然麻木，災難自救能力仍然匱乏，對災難的預防預報仍然心不在焉。災難發生后，往往會再次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在同一個地方絆倒了，而且不是一次，這真是民族性的文化悲哀。

　　看看其他民族的做法，在同樣經歷了自然災害侵襲后，“現在美日兩國應對地震的政策，是以減災為主。包括強制性的建筑物抗震標準、民眾的防震知識教育、適時開展地震模擬實地演習等。應該講這樣的政策比較成功。在日本，地震后往往只會產生百位數以內的傷者，死亡則并非每次都有。阪神大地震死亡6434人，已被認為數字高得瘋狂”、“日本要發生了十次阪神大地震，才會死一次汶川大地震這么多人！”(5月27日《中國青年報》)公民自救能力得到極大提升，公民公共災害意識得到格外強化，就是發生了破壞性地震，他們的損傷也非常小。與他們相比，我們存在的意識麻木和自救能力的遲鈍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總結汶川大地震，它不僅是四川的大地震，也是整個中國的大地震；不僅是四川人需要提升地震自救意識，整個國人的災害自救水平都應該被放到重要位置；不僅是四川省政府需要加強對公民地震意識的強化普及，所有各省各級政府都應該進行必要的“災害補課”。

　　眼下，災后重建正在進行，注重硬件建設是應該的。可是，對于軟件方面的不足、災害意識的麻痹、文盲化，在重建過程中，同樣應該被放到一個非常慎重的位置，放到對歷史負責的高度來兌現、履行。這種來自公民抗震減災意識的加強，才是避免下一次自然災害最有效的武器。

　　人進災退是抗震救災的勝利，可這種勝利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的“人勝”，是“救災的勝利”，而應該深入挖掘內在的不足，創造更多的“抗災的勝利”。這樣，才能有效的讓災害永遠退讓、潰敗，而不至于造成重復性生命傷亡。

　　想到了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中的描述：中國歷史自古就是一部多災多難的歷史。“僅清代不足300年間，自然災害就多達1121次。其中，旱災201次，水災192次，地震169次，雹災131次，風災97次，蝗災93次，霜災、雪災74次；歉收造成的饑荒90次、瘟疫74次”。多災多難中，我們應將決心和勇氣化作正視“災盲意識”的細化措施。希望借此，有更多人關注這本書，提醒登高望遠、居安思危的避災意識、躲災意識，及時掃除我們的“災盲意識”。(雷泓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