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損失，但“多難興邦”。災難中我們收獲良多，其中之一是全體國人看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嶄新面貌。通常人們稱之為“80后、90后”的這一代，在抗震救災中表現出色。無論是一線部隊中的青年軍人、醫療隊伍中的醫生護士、新聞媒體的記者編導，還是自發奔赴災區的志愿者和千里之外捐錢捐物獻血的白領與學生，新一代在精神、體力、意志、技能和熱情上種種可圈可點之處，讓父輩、親友、公眾乃至整個社會和國家，刮目相看。如果不算夸張的話，完全可以說，抗震救災以來，全國人民在這一代身上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民族的前景和國家的未來。欣喜之余，我們油然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收獲了新一代？是地震和全國人民的抗震救災壯舉，激發了新一代，還是這一代早已長成，抗震救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表現的機會？換一個角度來說，到底是我們重新發現了這一代，還是我們重新發現了評判這一代的標準？

　　按照傳統的說法，應該是“災難教育了新一代，全社會抗震救災的聲勢，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使他們從日常生活中蘇醒，并受到感召而以自己力量投入其中”。諸如此類的說法在今天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次抗震救災確實以最直觀的形式展示了我們民族最優秀的一面，展示了經濟發展基礎上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一面。中央領導人在第一時間親臨余震不斷的一線，國家第一次為普通公民的遇難而降半旗哀悼三天，其順應民意、凝聚人心的感召作用是實實在在的。全國人民眾志成城，世界各國感同身受，這一代人豈會麻木不仁？同時也必須看到，這種說法不可避免地帶有“外因決定論”色彩，即使這一代是在外部氣氛感染下奮起，至少內心已有足以讓他們奮起的因子。正如徒步進入震中的軍人，沒有體力是不行的；連軸轉地搶救傷員的醫護人員，沒有技能是不行的；在第一時間自發奔赴一線的志愿者，幾乎與抗震救災同步展開，即便上代人的世界觀影響了他們，這個影響也不是單向的，而是一種雙向互動。不光著眼眼前，更要放眼長遠。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自身具有的素質，才是決定他們表現的根本因素，這一代的內在素質才更讓社會和國家欣慰，才更有持續的價值，才是這一代作為中華民族之延續更為靠得住的根基！

　　然而，當我們對新一代的表現刮目相看之時，也不能不對自己何以需要“刮目”才能“相看”進行深思。現代心理學早就告訴我們，“刮目相看”通常是因為原來的期望低了，所謂“刮目”其實就是重新確定期望值，甚至重新確立評價標準。直到地震之前，對于改革開放后出生的新一代，社會還帶著憂慮的眼光看待之———因為他們生長在中國經濟起步之后，生活條件的迅速改善，會不會讓他們弱不禁風？他們普遍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的寵愛會不會讓他們唯我獨尊？他們的人生目標與大學有著過于緊密的聯系，應試教育的激烈競爭會不會讓他們喪失合作精神？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世俗化，會不會讓他們不知何為崇高？如此等等。所有憂慮不能說毫無道理。社會的急劇轉型，人類從未經歷的“獨生子女一代”，對成長中的新一代不可能不產生負面影響。愛之越深，憂之越深，心中越是沒底，期望自然也就越低。但正如地震在讓不那么堅固的建筑倒塌的同時也顯示了未倒塌建筑的堅固一樣，抗震救災中風華激越的新一代，以自己的所作所為，讓社會不但重新評價了他們，也重新評價了自己和自己已習慣了的評價標準。

　　這一代在具體價值觀上極其多樣，但在終極選擇上，有自己的堅守；這一代在生活傾向上具有全球的來源，但在民族特性上，有自己的傳承；這一代有個性張狂的一面，但張狂同樣表現在他們奉獻的時刻；這一代有獨來獨往的習慣，但在重大事件面前，他們照樣會融入社會，在任何一個不起眼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即使枝葉有些散漫，無礙根基同樣扎實！

　　上周我和一個5月11日因采訪熊貓新聞而無意中陷入臥龍災區受困100多個小時，并成為當地抗震救災“副總指揮”的80后記者同場作報告，在被問及如何看待改革后一代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及其原因時，這位“80后”的回答平實無華卻又極其深刻：“有了機會，我們才能表現，面對責任，我們自會擔當”。

　　新一代在等待著機會，機會來自上代人的信任。除了像地震這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場合之外，社會能不能多給他們一些機會，讓他們能更多、更好地擔當責任，并以出色的擔當建立社會對他們更多、更深的信任？

　　代與代總有差異，更何況在“三年為一代”已被新生代廣泛接受的今天，上代人真需要對未來世代多一點平等、理解、接納甚或謙卑。世界終究是他們的，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高興不高興，他們都有權利建造一個自己的世界。今天我們為新一代感到欣慰，不應該只欣慰于他們長成了我們中意的模樣，更應該欣慰于他們的作為預示了一個對他們因而也對我們有意義的世界。 (顧 駿) (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