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剃著小平頭、身穿黑馬褂、戴著墨鏡的青年男子推開北京天壇體育賓館230房間破舊的木門，一股嗆鼻的煙味兒飄了出來，里面20多個人齊刷刷地朝他看過來。在這個只有20平米左右的“會議室”北墻上，掛著一條紅色橫幅：“調查取證技能培訓班”。

　　民間調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專業調查員在兩萬人以上，算上兼職和臨時聘用人員會突破20萬。“這一行，干好了年收入三四十萬不是難事。”4月底，司法部開班培訓私家偵探，并發放“全國調查取證高手”證書，其中“商賬追收師”已于2006年被列為國家承認的職業列表中。

　　當時參與“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的調查公司，基本只是小事務所，業務內容90%以上為“抓二奶”、“抓二爺”的委托。這幾年業務走向高端化：商業欺詐、知識產權維護等方面成為主力業務。

　　隱秘的“司法部培訓班”

　　分發給“墨鏡男”的培訓資料上，赫然印著：“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培訓中心”和“司預培發[2008]06號”。正在講課的老先生叫孫茂勤，是公安部門一名破案無數的老探長。培訓時間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屋子里坐著的16個學員，只有一個女的。坐在第一排中間的一個年輕男子，手臂粗壯，穿著一件酷似黑社會打手的繡花黑綢馬褂，不停地擺弄手機，幾分鐘就出去接一次電話。他旁邊是一個瘦弱“小個子”，幾乎是把腳放到了桌子上。在他身后的一個中年男人，中指上戴著一枚巨大的純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著說安全問題。”孫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們都知道2004年調查員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們公安的話說，傻帽一個，他拿著照相機明目張膽地對著目標拍，能不被人打死么?”培訓課程還包括，“調查取證知識與法規”、“調查取證與人權保護、隱私保護問題”、“調查取證業務管理與營銷技巧”、“調查取證時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與安全預案設計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實上，這16個學員全部是來自全國各地“調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會上受到爭議已久、神秘的“私人偵探”。

　　比起四年前，瞭望東方周刊《調查中國私人偵探》一文曾報道的公檢法機關對于“私人偵探”不是禁止就是查處的強硬態度，現在這層“隱秘”，反倒是透露出幾分說不清的“曖昧”。

　　互相默許的“曖昧”關系

　　“現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門，實際上一直跟民間的調查公司合作，當然是私下里，特別針對一些執行難的案子，調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標的額的百分之幾給調查公司提成。”孫茂勤說。

　　難道多年專業訓練出來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還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偵探么？“從辦案能力上說，他們(私人偵探)沒有太多優勢，但他們是‘開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審批，不用每次一行動就請示匯報，更不會出現因為某些疏通和干擾案子半截就‘終了’，所以從實際效率上說，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權利的案子，私家偵探確有優勢。”

　　而且，在另一方面，調查員的個體素質，已不再像幾年前那樣絕大多數是“野路子出身”，魚龍混雜，混混當道了。高學歷高素質以及“特殊才能”的行業人才也開始加盟。

　　記者調查了這個培訓班的學員履歷，惟一的“女偵探”譚芳，1995年畢業于西南財大，專業是會計。她的丈夫王盛富與她是大學同學，畢業后譚芳進了某事業單位做會計，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訊公司，專門負責話務催收。積累了幾年“催收”經驗和人脈后，兩年前，拜了已在業內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韓冰為師，干上了“私家偵探”一行，主攻“商賬追收。”譚芳不久也隨丈夫“下了海”，兩人注冊了一個調查公司。

　　“這兩年，很多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學法律專業的，因為‘夭折’在國家司法考試，最終選擇投身私家偵探行業，一來他們有文化知識和理解能力上的優勢，二來這個職業也可以給他們帶來豐厚的收益，這對畢業生來說，是一個風險與收益并重的選擇。”韓冰對他們夫妻的評價甚高，稱他們為“高素質人才”。而韓冰本人，干了半輩子公安，曾做過刑警大隊的隊長。

　　事實上，除了高學歷人才，像韓冰這種身負“特殊履歷”者更是舉不勝舉。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說到的“小個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出生，原來是重慶市散打隊隊員。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車技讓他在行業內頗為搶手。

　　“我們現在做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調查員，都曾不同程度供職過公檢法機關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門。”中國偵探網總裁付樹民對記者說。付樹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檢察院干了半輩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學，老朋友，老關系。”

　　不管怎樣，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門，已一改過去單一“管制”的態度，“不支持也不反對，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這層關系，只能用‘微妙’和‘曖昧’來形容。”

　　年業務增長量100%以上

　　隨著“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司法原則的強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證據，成為民事訴訟勝敗的關鍵。目前，人們的調查取證意識雖然增強了，但搜集、保存和運用證據的能力還較弱，許多當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師或其他調查取證人員進行調查取證，因此商務、民事類調查取證的需求越來越大。

　　代號“思明”的張某算是四川一帶的“私人名探”，他創辦的福爾摩思調查公司曾協助當地有關部門破獲數樁大案。“思明”對記者說，他的公司業務量近年增長非常快，其中大多數業務來源于大型知名企業，目前已經處于飽和狀態。

　　瞭望東方周刊《調查中國“私人偵探”》一稿曾提及，當時參與“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的調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的小事務所，業務內容90%以上為“抓二奶”、“抓二爺”的委托。

　　律師李長旭透露說，四年多來，他們每年的業務增長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業務和知識產權打假為主營業務范圍。“原因有兩點，一是公司越來越多地尋求調查公司的協助。二是國人意識發生變化，開始懂得要維權，市場表象發生了變化。”

　　當年帶著“中國偵探網”“雛形”參會的付樹民，如今已是“中國偵探網”總裁，他漂亮寬敞的辦公室設在沈陽市政府的辦公大樓里。“這幾年業務走向高端化。商業欺詐、知識產權維護等方面成為主力業務。老實說，高端業務的錢更好賺。而且，國人法律意識增強了，市場需求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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