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雖然是公民言論和信息自由的表現形式之一，卻不能以侵害他人的權利為代價。與對某種有爭議之言行的道德譴責相比，普通公民隱私權的地位顯然處于更高地位。

　　——劉文靜(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很久以前就聽說過一種理論，說在這個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個人，通過六個人就可以達到目標。互聯網顯然為上述理論的實現提供了更為便利的現代化手段，以至于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的麥凱恩也戲說他將借助谷歌(google)搜索引擎，來尋找副總統競選搭檔。網上搜索當然不是政要的專利，國內流行的“人肉搜索”就是上述手段之大眾化。

　　“人肉搜索”的基本功能就是“找人”，不是在網上找，而是通過網絡來找到真實的人，然后通過網絡將有關信息發布。有人借助這種手段找到了失散的親友，也有人借此展開“網絡大搜查”，將另一些人的個人資料在網上公布，用于攻擊后者的某些觀點或者行為。此類“人肉搜索”實為“攻擊性搜索”。

　　“人肉搜索”用來尋找親友，相信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的溫馨場面；而如果用來“攻擊異己”，則斯害宜止！如果說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法治社會公民權利的體現，互聯網只不過讓言論自由更容易實現，那么法治社會的公民必須意識到任何權利都伴隨著義務，任何自由都離不開責任；如果說被攻擊者的言行與社會主流道德與價值觀相悖，那么我們更不能忘記，對任何人的攻擊都必須止步于法律之禁區。

　　部分“攻擊性搜索”后果的確堪憂：汶川地震后言辭出位的網民“Die豹”被“曝光”后不堪其擾被迫休學，“范曉華”受“范小華”牽連而被誣挪用賑災帳篷并毆打他人，某市青年志愿者長期跟蹤違章車輛行人引發激烈爭議……

　　“人肉搜索”雖然是公民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現形式之一，卻不能以侵害他人的權利為代價。與對某種有爭議之言行的道德譴責相比，普通公民隱私權的地位顯然處于更高的地位，因為它受到法律的保護。公布公民個人信息(例如住址、家庭電話和移動電話、工作單位、收入狀況、公民身份號碼、生理特征和醫學診療記錄等等)應當視為侵害他人隱私的行為。即便被搜索被攻擊者的言行確有不妥，也不能成為侵害他們隱私權的正當理由，“道德審判”必須讓位于個人隱私之前；哪怕被攻擊者的行為涉嫌犯罪，自有國家機關追究，更加不能通過“網絡審判”來進行。

　　人們之間意見的分歧、行為的相左，是任何社會之常態。糾紛解決的規則化而非任意化，則是法治社會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文明與野蠻區別的根本標志之一。在一個“規則化”社會里，自由意味著做法律不禁止的事，而非任意妄為。以上現實世界的共識，同樣適用于看似“虛擬”、實為現實世界之延伸的網絡世界。

　　雖然在互聯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但每一個人通過網絡享受作為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能忘記還要承擔作為社會中人的責任和義務(即尊重他人權利和自由的責任與義務)，否則，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人人自危的“透明”環境下——因為透過“人肉搜索”，不僅有可能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你是誰，而且有可能讓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你，方便地對你進行騷擾、謾罵、誹謗以及其他的侵害，而你卻不知道侵犯你的人是誰，因為此時攻守雙方的信息處于極大的不對稱狀態。

　　如果人們可以利用互聯網的“隱身”便利而不需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理性就有極大的可能偏離正常軌道，原本正常的爭議和批評就有可能演化為言論暴力；更為可怕的是，這種言論暴力往往以一種無需事先約定的群體性方式出現，如同無數條失控的小河，匯聚成滾滾洪水，不僅足以將任何“異己”瞬間淹沒，而且隨時可能直接摧毀這個社會賴以正常運作的制度之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