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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黨國英

　　人們常說，謠言止于智者。仔細揣摩這句話，以為也不盡然

　　人們常說，謠言止于智者。仔細揣摩這句話，以為也不盡然。竊以為自己算是智者，卻也常常受謠言之苦，并感到謠言防不勝防。有兩件事印象深刻。

　　前年安徽某地發生了一起“群體性事件”，地方動用了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幾個農民被判了刑。在二審時，我受同事之邀，旁聽審判。先前已經聽到了一些來自當地“農民領袖”的話，說鄉里的干部是如何對農民下手，而農民又是如何在手無寸鐵之下受了皮肉之苦。更糟糕的是，農民最后還要領受牢獄之災。

　　受習慣思維的支配，我開始相信了“農民領袖”的話。但我仔細向幾位當事農民了解情況后，發現事情并不完全是“農民領袖”講的那樣，那“農民領袖”欺騙了我。然而，在一定范圍里所傳播的是“農民領袖”的話，也就是說，傳播的是經過捏造的東西，近乎謠言。

　　后來我進一步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有一家雜志在那里發展通訊員，農民只要訂一年雜志就可以成為通訊員，這家雜志在那個村里發展了幾十個通訊員，個別家里甚至有兩個。那年，這家雜志的某一期發表了一篇關于農民維權的文章，而壓題照片是幾位農民席地而坐，每人旁邊放著一根棒子。

　　有人據此對農民說，可以用棒子來維護農民權利，并鼓動村里農民做了若干棒子。進一步，又有人鼓動農民手持棒子到鄉政府去索要辦公室，成立雜志通訊員工作站。沖突就這樣發生了。后來便是好幾位農民進了班房。我感到難過的是，那鼓動者在外面自由自在，受罰的是被抓了“現行”的好幾個農民。

　　這件事情多少讓我感覺受傷，此后我對哪里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心存警惕，不敢輕易相信，更不敢聽“農民領袖”單方面放出的話。偶爾聽到有人訴說農民方面的冤屈，我常常勸當事人找法院解決問題。我承認，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如果發生某些沖突，農民被冤枉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我們決不可在具體事件上憑這個“可能性”而簡單地作出判斷。如果社會上多數人習慣于先入為主地判定某些事情的是非曲直，消息就必然被“過濾”成謠言；如果有別有用心的“領袖”刻意歪曲事實，謠言就會泛濫成災，生出很多危險來。

　　另一件事情也令我驚怵。去年早些時候，一位高官被紀檢部門“雙規”，他的“腐敗”行跡成了人們飯桌上的談資。有說紀檢人員從他家里發現巨額現金，還多是美元；還有說他有十幾個情人，生活十分糜爛。人們又是驚愕、又是唏噓，感慨這樣一位有前途的學者型高官何以如此糊涂，又感慨人心不古，腐敗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骨髓。

　　傳言者多是熟人，說起來有板有眼，加上我的先入為主，就深信不疑了。可后來法院判決下來，方知這位高官只不過犯了重婚罪。再后來聽很了解他的人講，他的重婚罪也犯得“有情有義”，以至對他的處置讓有關方面犯難。我完全不認識這位高官，不敢說后來聽到的就百分之百可靠，但敢于認定早些時候聽到的多是謠言。

　　我有輕信的毛病，這兩件事情便成了治療我輕信的兩劑猛藥。

　　社會上要消除謠言是不可能的，人們本不必為謠言擔驚受怕，但如果一個社會有了系統的謠言增強機制，并由這種機制不斷擴大社會的裂痕，我們就要警惕了。在擴散中被增強的謠言在社會上是有選擇的，而決定選擇的因素是人們的具體生活感受。如果人們感受到農民在與政府的關系中的確容易受到利益侵害，就容易聽信沖突事件中有利于農民的傳言；同樣地，如果許多人親自觀察到腐敗的存在，也就容易在反腐敗案件中聽信不利于官員的傳言。

　　更深入地看，如果人們時刻感受到政治這個東西在影響自己的命運，并體會到它的某種異己性質，也就要關心政治，并容易把自己聽到的政治謠言轉述于他人。這就是一種謠言的增強機制。

　　如果上面的道理能夠成立，我們就該能找到治理謠言泛濫的辦法。顯然，現有的辦法尚難以完善解決這一問題。

　　因此，應該在改變人的生活感受上下工夫。如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公開辦法，增強政府信息的公信力，謠言傳播的空間會更小。總之，解決謠言漫天飛的問題不難，關鍵是要從制度建設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