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興建豪華辦公樓而以 “白宮書記”聞名的張治安被停職了,新華社報道說,張治安被調查,與“白宮”舉報人李國富神秘死亡有關。

　　前不久,張治安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回答網上稱他為“白宮書記”一事,“一個區域經濟發展了,配套的服務設施都要跟上去。我當書記這十年來,全區財政年收入由6000萬元到現在1億多元,區政府大樓也是政府的形象,也是一個城市的招牌。我們去上海考察,發現他們有個法院就建成這樣,他們是產權置換來的,發達地區能搞,我們為什么不能搞?”

　　我覺得張治安提出的實在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不可一笑置之。在張治安而言,講到“發達地區能搞,我們為什么不能搞”,當然大有委屈之感,是在為自己興建豪華辦公樓作申辯。但我也可以說,張治安的問題,提出了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治理權的平等問題,也算是發出了一個財政決策的天問。

　　“發達地區能搞,我們為什么不能搞”,可供一笑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發達地區竟然要向發達地區去學習辦公樓的制式和規格嗎?發達地區有錢,足以支付高額辦公費用;不發達地區沒錢,理當節儉辦公。如果我們同意這樣的判斷,那么無異于是說,發達地區建造豪華辦公樓是理所應當的,豪華辦公樓的問題是一個支付能力問題。但是,豪華辦公樓難道真的是一個支付能力問題嗎?以支付能力來說,那些發達國家應該更能支付豪華辦公費用,但眾所周知,情況并不是這樣,權力機構是否擁有豪華的辦公設施,是否支出巨額辦公費用,并不在于相應地方的富裕或者貧困,而在于權力機構是否能方便地為開出支票。在財政決策不受民眾的充分監管的地方,權力機構的辦公建筑建得金碧輝煌,是毫不奇怪的;在財政決策被民眾充分控制的地方,權力機構就自然要收斂得多了。

　　公務建筑不只是一種功能性的房屋,而且是凝固的語言,講述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權力形態。世界上,一些地方公務建筑體量巨大、外觀巍峨、裝飾豪華,顯示著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強大氣勢,毫不掩飾地希望引起人們的敬畏、仰視和羨慕;而在另一些地方,公務建筑并不刻意表現這種夸張的神態,不以占領人們的視線,引起人們的震撼為目的,顯示了權力被抑制或者主動謙退的性質。

　　看今天的中國,各地公務建筑呈現著怎樣的氣象呢?人們的視線大多集中在貧困地區或不發達地區的公務建筑是如何豪華,超出支付能力之上,而放過發達地區在公務建筑上壯極美極的追求。人們確實在把公務建筑的檔次和風格當成一個經濟實力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價值和政治形態問題。張治安問,“發達地區能搞,我們為什么不能搞”,而人們確實認為,豪華建筑發達地區能搞,不發達的地區就是不能搞,人們甚至認為這便是公務建筑上的實事求是。

　　其實,就權力的屬性來說,不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并沒有不同,導致不發達地區興建豪華辦公樓的因素,與導致發達地區興建豪華辦公樓的因素,完全一樣,它與經濟實力無關,而只與權力的屬性有關。如果發達地區興建豪華辦公樓算是正常,那么不發達地區興建豪華辦公樓也不是罪過,最多算是“時機不妥”。

　　但我們到底對權力有何要求?當然是希望使權力受到制約,變得安靜而馴服。張治安的發問,當然意在“攀比先進”,豪華辦公樓發達地區搞得,不發達地區就搞得。而我們應有的回答是,豪華辦公樓搞得搞不得,不在地區發達不發達,而在于民眾是否通過這樣的預算。

　　(作者劉洪波,系《長江日報》評論員,著名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