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某公司人事經理要求和新來的女員工交往遭拒絕后對其強吻，被法院以強制猥褻婦女罪判處拘役5個月(《成都商報》7月15日)。這起“性騷擾”案令媒體和網民一片沸騰，媒體甚至對公眾宣稱，這是國內對“性騷擾”首次立法后，第一樁因“性騷擾”而被處以刑罰的案件。從字里行間透出的樂觀中，仿佛懲治“性騷擾”的春天已經到來。

　　然而在以制定法、而非判例法為法律淵源的中國，一宗個案的結果并不能成為后來者紛紛效仿的“判例”。而且，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這個世界上也沒有兩個相同的案子。法律事實和呈堂證供的一個小小細節，就可能使裁判的結果發生逆轉。

　　從新聞中看，成都這宗“性騷擾案”的成功指控，有著許多其他案件中不曾有的有利因素。比如現場目擊者，比如愿意提供證言的證人，比如公安的及時介入，比如性質的惡劣等等。而由這些因素組成的完整的證據鏈只要掉了一個環，法院的判罰就不可能發生。

　　更需提醒的是，這宗所謂的“性騷擾案”實為“強制猥褻婦女案”。自從1979年刑法頒行以來，“強制猥褻婦女”就被列入了“流氓罪”的一個表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翻一翻中國的司法檔案，有多少“強制猥褻婦女”的“流氓”被定罪處罰。1997年刑法修訂，廢除了“流氓罪”這個著名的“口袋”，而分別另設了四個罪名，其中就包括“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這11年來，因觸犯此罪而被判刑者時有可見，怎么也輪不到成都這一個案摘取“第一案”的殊榮。所謂“第一”，不過是媒體吸引讀者的噱頭罷了。

　　對大眾和媒體來說，“性騷擾”遠比“強制猥褻婦女罪”更熟悉。盡管“性騷擾”由口語變為法律術語還不到3年時間。2005年新修改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明確界定了“性騷擾”的范圍。

　　在我們這個還處于法治進行時的國度里，禁令的禁而不止幾乎成了各領域中的一個普遍現象，禁止性騷擾尤其如此。由于沒有細化的舉措來保障，“性騷擾”的入法注定了“宣示”功能大于“防范”功能。我們目之所及的性騷擾，明顯是多了——也許這只是社會發展和媒體演進給我們帶來的印象。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性騷擾”的入法在何種程度上起到何種正面效果。

　　我們知道，實踐中的性騷擾難題主要是界定難和舉證難。忍無可忍的被騷擾者在決定依法保護自己的同時，就會發現證據總是求而不得。有學者也曾提出對性騷擾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不由被騷擾者來證明性騷擾的存在，而由騷擾者來證明騷擾不存在。然而，和受侵害人難以證明“性騷擾”的發生相比，要有“性騷擾”嫌疑者證明其并沒實施“性騷擾”，難度如果不是更大，至少也一般大。這種責任的轉移，同樣難以避免當事人動輒得咎的極端后果。如果法律真的支持舉證責任倒置，對被告而言，又何嘗不是一個法律的災難。

　　由此再觀“性騷擾案”，這次的檢方勝訴也好，以往的原告敗訴也罷，實則都有著相同的意義——公眾不可過分依賴于立法和執法，而更應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先去掌握依法維權所必須有的證據意識。(作者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