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法律說

　　體育仲裁制度以其專業性、獨立性、快捷性、可控性、靈活性、保密性、費用低廉等優勢，在化解國際體育糾紛中作用明顯

　　奧運能否加速體育仲裁立法

　　　奧運會開幕前10天，按照奧運會慣例，北京奧運會仲裁法庭正式行使管轄權。截至8月19日，已有6起涉及參賽資格、體育國籍方面等案件均在24小時內仲裁解決。仲裁員、中國公民陶景洲稱，“用法律維護體育公平，是奧運仲裁員的天職”。同時建議，中國應以奧運為契機，建立符合國情的體育仲裁制度。“如果中國成立一個獨立公正的體育仲裁機構，可以有效防止‘假球’、‘黑哨’。”(8月20日《人民日報》)

　　奧運會無疑是一場體育盛宴，其本身完善公正的法規制度，同樣值得中國效法。1984年，國際奧委會成立國際體育仲裁院，專門處理體育單項協會、國家委員會、國際奧委會和運動員等發生的賽事沖突。1996年，國際體育仲裁院設立特別仲裁法庭，專門解決奧運期間及開幕前10天內出現的與所有奧運項目相關的爭議。事實上，許多國家也相繼建立了體育仲裁制度，以其專業性、獨立性、快捷性、可控性、靈活性、保密性、費用低廉等優勢，不僅在化解國際體育糾紛中作用明顯，而且以其獨立公正維護著體育事業的公平、健康和文明。

　　一方面，奧運會作為當今世界上參與國家最多、組織化程度最高、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水平最高的競技體育盛會，意味著國家榮譽以及經濟利益；另一方面，隨著國際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體育糾紛正在增多。從裁判執法水平、判罰尺度以及打分準確度，運動員參賽資格、興奮劑處罰糾紛，到假球，黑哨等層出不窮，都需要體育仲裁制度提供及時、公正的裁決和救濟。

　　然而，雖然早在1995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33條明確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此后，《體育仲裁條例》被列入1996年立法規劃，“著手調研論證、待條件成熟后適時提請審議的行政法規草案”，由原國家體委負責起草。但直到今天，體育仲裁法規依舊未能出臺。體育糾紛的處置，只能寄希望于司法的介入。2003年，受中國足球協會指派，擔任全國足球甲級隊A、B組主裁判員職務的龔建平，因多次收受他人財物計人民幣37萬元，被法院依據刑法判刑十年。這一事件作為體壇的一大丑聞，曾經引起了廣泛爭議。

　　司法介入體育糾紛的一個弊端就在于司法訴訟時間長，不能適應迅速、公平地解決體育糾紛的需要。在陶景洲眼中，仲裁最大優勢是快，除非特殊情況，必須在24小時內做出裁決。法院審判人員本身不具備體育專業知識，在審判時可能會有所偏頗，難以保障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以至于2002年，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有限責任公司因不服中國足協的處罰決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法院審查后認為，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受理條件，因此不予受理，以至于使體育與行政的糾紛，成了沒有規范的空白地帶。這或許正是中國體壇“假球”、“黑哨”等丑惡現象屢禁不止的一個關鍵原因。

　　近日，在上海舉辦的“弘揚奧運精神完善體育法制”研討會上，專家們提出了制定體育仲裁法，設立中國仲裁機構和在北京或上海設立國際體育仲裁院(CAS)分院等諸多好建議。由此來看，與世界接軌的體育仲裁立法，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