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當中國足協通過法律手段，向愛福克斯公司追討5400萬元贊助款之際，“中國之隊”的贊助商瑞士盈方公司也向足協發難。鑒于國足今年表現太爛，他們要求扣除“中國之隊”贊助款項1000萬元。(千龍新聞網9月9日)

　　在糟糕的戰績和球員不檢點的共同作用下，男足儼然成為一只人人皆可喊打的“落水狗”。顯然，“中國之隊”的贊助商瑞士盈方公司也是“痛打落水狗”的參與者。如果僅僅從道德層面上講，相信對于不少認同男足今年表現太爛的球迷甚至普通公眾來說，他們一定會認為贊助商扣除“中國之隊”贊助款項1000萬元的要求，不僅合理，而且相當解氣。畢竟，至少在很多人看來，對于中國男足這樣“扶不起的阿斗”，怎樣落井下石都不為過。

　　但是從法律上講，球迷或者公眾對男足的譏諷，與贊助商的扣減贊助款并不是一碼事。如果將男足看成一個抽象的“公眾人物”，其實公眾對于男足的批評，屬于正常的言論自由范疇，是作為公眾人物必須容忍的“不同聲音”。但贊助商對贊助款項的支付則不同，它本質上要受到合同而非道德的規范。應不應該扣除男足的贊助款，不是贊助商能否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而是雙方在合同中對類似情況有沒有明確約定。

　　如果在贊助商和男足簽訂的贊助合同中有“世界杯預選賽小組賽不出線扣減贊助款”的條款，贊助商依照合同規定，自然有要求少付贊助款的權利，但如果合同沒有相應的條款，則無論男足在今年賽事上的戰績如何之差，對贊助商來說，也是它必須自行承擔的正常合同風險，而不能僅僅憑借自己的道德優勢來獲取法律上的強勢。

　　可按目前的情形，贊助商極有可能混淆道德優勢和法律權利，試圖讓中國足協為贊助商正常的商業風險買單。畢竟，贊助商也坦言，“沒想到中國足球今年的戰績會這么差”。雖然我們沒有也很難看到中國足協和贊助商簽訂的贊助合同，但這樣的表述意味著，至少在贊助商看來，男足狼狽的戰績已經超出了它們當初的商業風險估計。對于一個受合同約束的商家而言，既然你對商業風險的形勢判斷出現失誤，你就應該自行承擔這樣的商業損失，而不能憑借道德優勢進行轉嫁。

　　法治社會就是一個契約社會和規則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底線的規則意味著誰都不會成為被痛打的“落水狗”，即便是在道德上處于絕對劣勢的男足也是如此，它的一些基本的權利，法律應該而且必須去保護。(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