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憲忠說，2006年，經國土部門批準，縣里將城區幾百畝地征為住宅用地，由四大機構工作人員自愿報名申請集資建房。按照曾憲忠的說法，西城區當時地價不高，但他們按最高的補償價——每畝地4.2萬的價格給農民補償，至于為什么村民們說拿到的補償款只有每畝3.3萬元，“可能是被鄉里或村里克扣了，這個就不清楚了”。

　　曾憲忠說，西城區當時的地價每平方米只有173元，員工們認領的價格是175元／平方米,再加上市政道路建設的費用，買150平方米的地，要交200平方米的錢，所以很多人認為不值，“宣傳部和統戰部就沒一個人要，縣人大有人掏錢以后覺得不劃算，退了9戶”。

　　真的不劃算嗎？村民們說，縣里征地以后，轉手就以高價賣給了開發商。曾憲忠說，由于認購的人不多，公務員住宅用地只占了50畝，其余的土地陸續以招標拍賣的方式出讓，正是這些土地出讓金，讓政府有了資金發展經濟，帶動整個縣的發展，“也才有了西城區的今天”。

　　曾憲忠說，這里地價上升一方面來源于整體大環境的改善，包括縣里經濟發展，交通更加方便，尤其是去年滬陜高速和寧西鐵路開通以后，大大優化了商城縣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這幾年縣里對城西發展非常重視，集資建房的同時改善了市政道路設施，兩方面因素加起來，使得這塊土地的人氣逐漸旺起來，由原來的無人問津變成了競相購買。“這樣，原來沒認購的人覺得虧了，賣地的農民也認為補償得低了，這兩部分人開始鬧事、上訪，才形成了現在的問題。”

　　“矛盾上升以后，縣里很重視，也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嚴禁倒買倒賣，限制過戶，逐步規范西城區房地產發展。”曾憲忠說。

　　失地農民如何生存

　　村民們告訴記者，由于大多數村民不同意賣地，村里的補償款到現在也沒全發下去，有的只是以“借”的名義領出些錢，按人頭每人兩萬元。“有人說我們是刁民，想多訛點錢，其實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我們多少錢都不想賣，土地是農民的根啊！縣里土地本來就少，就剩西城這片良田了，他們還不肯放過，以每畝3萬多元的價格賣掉。先不說子孫后代如何生存，這兩萬元還買不到兩萬斤大米，我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職業，將來的日子可怎么過呀？”王建則說。

　　“他們跟我們說土地是國家的，國家在需要的時候就要收回去。我們雖然不懂法，但也知道國家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幾十年不變。如果說搞開發，能帶動縣里整體經濟發展，我們也支持，我們就是想不通，祖祖輩輩耕種的良田成了官員的別墅，這是國家的需要嗎？”一周姓村民說。

　　記者初步算了一下，即使按曾憲忠所說的當時的地價——每平方米173元算，每畝地的價格是11.5萬多元，遠遠超過了農民所得的3萬多元，而此后農民想在新建的樓房里買房，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100多萬元，這對他們來說更是天文數字了。如今，他們只能居住在原來簡陋的瓦房中，靠四處打零工過日子。

　　“我們在電視里看到，中央一再強調要解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但我們失地多年了，根本沒人管。”另一王姓村民告訴記者，當時征地時，政府承諾修建用工優先考慮本地村民，所以有些村民就用補償的錢買了三輪車等，希望能在工地上找點活兒干。但后來施工方故意刁難，惡意壓低價錢，最后沒幾戶做成的。

　　王大爺告訴記者，后來縣委、城建局等出面和施工方協商，請有車的十幾戶人家吃了頓飯，每人給了1000多元，算是“買斷”了，今后施工方沒有義務一定要用本地村民做工。“雖然給的錢只占做工的1／10，但村民們沒辦法只好同意了，沒想到，這竟然是一個陷阱。不久那十幾戶村民紛紛被拘留，有的還被判了刑，定的罪是‘敲詐勒索’，還說農民是黑社會，這真是比竇娥還冤啊！”

　　這時一位婦女眼眶濕了，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入牢，被判刑半年，前幾天剛剛出來。

　　曾憲忠對此表示，政府當時確實照顧失地的農民，優先用工，但他們抬高價錢，自己把事辦砸了。“基本上是過路就收錢，男女老少人人有份，不給錢就采取鎖車等極端行為，有的還跟施工方起了沖突，公安局才出面維持秩序，拘留了幾個人。”

　　“其實我們就是想找點活兒干，沒有地，又不讓干活，還怎么活呀！”那位婦女抹干眼淚，輕輕說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