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龍在庭內受審，而庭外卻出現戲劇性一幕———由于要求旁聽審判的申請被駁回，周正龍的妻子羅大翠情緒十分激動，幾次試圖越過警戒線，闖進法庭，要見丈夫周正龍。旬陽法院表示：“周正龍妻子羅大翠、兒子周松作為本案證人，按照相關規定不得旁聽庭審。”

　　應該說，旬陽法院拒絕羅大翠旁聽是有法律依據的。1998年最高法院公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49條規定：“證人、鑒定人不得旁聽對本案的審理。”這樣規定，當然有利于避免證人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從而保證其證明的中立、獨立性。

　　但是，具體到周正龍一案及羅大翠的身上，這一做法合法但卻不一定合情合理。在周正龍案中，羅大翠不僅是證人，更是被告人的至親。面對親人的審判，親屬卻不得旁聽，不管怎樣講，都有些“說不通”———既無助于維護“審判公開”這一基本司法原則，以及該原則所捍衛的包括旁聽權在內的司法權力，更明顯與基本的人情倫理相悖。

　　或許，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對這種基本人倫的考慮，這些年，在許多社會關注度十分高的案件中，雖然對于普通公民、媒體的旁聽權，常常不能充分保障，但親屬的優先旁聽權一般仍然能得到起碼的尊重。

　　羅大翠要求旁聽遭拒，事實上暴露了這樣一個難以回避的程序悖論：在不得不成為案件證人的情況下，親屬的旁聽權將不得不面臨被依法剝奪的悖論。

　　我們知道，出于維護和尊重家庭倫理以及人的自然人倫情感的需要，無論是在我國的司法傳統，還是國外法治實踐中，均有親屬尤其是直系親屬之間可以相互豁免作證義務的司法規則。如我國古代長期存在的“親親相隱”規則———“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而現代國外司法亦普遍奉行：親屬間有拒絕作證權———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配偶、三代以內親屬“有權拒絕作證”。

　　遺憾的是，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并無這方面的豁免條款，僅簡單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48條)。這實際上意味著，即使是親人，也無權拒絕作證。顯然，如此一來，必將陷當事人親屬于極大的困境：拒絕指證親人將涉嫌違法，而一旦指證，那又將傷害自己樸素的自然人倫情感、悖謬于倫理之義。當然，親屬為當事人作證，不一定是指控之證，也可以是有利于當事人的辯護之證。但問題是，這種由具有密切利害關系的親人做出的有利證明，其證明效力顯然又是先天不足乃至可疑的。

　　這是一個問題。法律究竟該不該賦予親屬間的作證豁免權呢？（作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