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轟動全國的“楊佳襲警案”二審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在歷時7個半小時的庭審后，法官宣布此案將擇日宣判。(《中國青年報》10月14日)

　　此案的二審法院明顯汲取了一審的諸多教訓，在程序上改進不少。首先在辯護關口，楊佳辯護律師的更換，破除了司法操控的嫌疑和此前民間的諸多質疑。法庭上第一次播放了楊佳在芷江路遭受盤查的完整錄音，共34分鐘，不僅回應了案發后網絡上強烈呼吁公開此錄像的民意，而且為查明當時的執法狀態提供了充分證據——如果證明當時的執法沒有問題，也有助于澄清民間對警察執法的猜疑、還公安機關一個清白。二審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審旁聽環節的諸多限制，將一審40個旁聽席擴大至130余個，其中50多人坐在法庭里，其余人在庭外收看實況轉播。庭審不僅向楊佳的家人開放，而且還向普通民眾和媒體開放，有30家媒體包括3家香港媒體旁聽。這雖然尚未完全達到“現場直播”程度，但也足以挽回一審中失去的部分司法公信力。

　　當然，此案二審也存在缺陷，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的重做精神司法鑒定的要求，以及希望在開庭時邀請精神疾病科專家來作現場鑒定，均遭到拒絕。但從整體上看，二審在程序上基本恪守了公開、透明的要求，有助于向民眾傳遞陽光司法的理念，也有助于人們對最終審判結果的認同。即便大多數普通民眾在心里早就認同了楊佳的死刑，但人們依然對他死于什么樣的司法程序備加關注。如果說在法律上楊佳必須死，那他必須死于正義的司法程序之下。

　　由此，筆者不禁聯想到前不久也提出上訴的“周正龍案”。由最初的“千夫所指”到如今的“一片聲援”，周正龍所經歷的這種近乎離奇的輿情轉變，相當程度上也是緣于司法程序上的瑕疵。從辯護律師“指定”疑云，到旁聽須經宣傳部門“擇優”批準，再到被告人妻子欲見一面而不得，一審的神秘面紗，簡直與楊佳案一審如出一轍。在這種情況下，周正龍提出上訴，司法機關是棄民意于不顧繼續遮遮掩掩替行政部門作掩護，還是知錯就改敞開司法大門及時挽回公信力？我以為，“楊佳案”的二審給“周正龍案”作出了程序公開的示范。

　　現代司法無論在怎樣的體制之下，都應具備最基本的程序品格，因為實體的不公只是個案正義的喪失，而程序不公則是普遍正義的淪陷。而且，程序公開化也是保障司法少受誤解和責難的最佳方式，是贏取民心和塑造威信的重要途徑。例如，一度在網絡論壇上盛傳楊佳下體被踢傷，在二審法庭的提問中被楊佳予以否認。類似這樣在公開程序中澄清的事實，無疑有助于遏止不實傳言的傳播，消除輿論對執法的偏見。作為民眾，我們并非楊佳案和周正龍案的“看客”，我們始終關注的也并非某一個被告人的命運，而是我們自己隨時都可能身處其中的整個司法程序的正義。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無論是“楊佳案”還是“周正龍案”，都希望司法機關在實現審判職能的同時，其自身也能順利通過公民社會的審判，并由此帶來公民對司法的信任。（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