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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犯罪嫌疑人上公堂，自報姓名如此“巧合”：一個與法院院長同名，一個與公安局長同名，一個與刑庭庭長同名；

　　已滿18歲的搶劫犯，為求輕刑兩次犯案都自稱未成年，最后服刑時被管教干警識穿；

　　遠在河南的小伙子從沒來過廣東，卻莫名收到千里之外的判決，獲刑盜竊罪……

　　廣東東莞、深圳等地，流動人員犯案較多，存在大量被告人自報身份的刑事案件。今年1到7月份，東莞法院刑事案件共3482件，犯罪人數5462人，其中自報身份人數有2649人，占了48.50%，而去年和前年的比例都在50%以上！

　　數量巨大的被告自報身份案，判決書怎么寫？真實身份被發現后如何改正，算錯案嗎？自報者能否因此受罰？被冒名者的姓名權和名譽權被侵犯，向誰索賠？

　　近日，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刑法教授徐松林帶領一個課題組，實地調查了東莞的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看守所等，總結刑事被告人自報身份案件的“東莞經驗”，探索破解之法。

　　三個搶劫犯，個個身份特殊？

　　分別與公安局局長、法院院長及刑庭庭長同名

　　翻開東莞市法院的案卷，一組組數字驚人！

　　今年1到7月份，刑事案件共3482件，犯罪人數5462人，自報人數卻有2649人，占了48.50%；去年，刑事案件6276件，犯罪人數9975人，自報身份的竟達5518人，占55.32%；前年，自報身份有6308人，占54.96%。

　　3名疑犯，聯手在鬧市搶劫“獵物”，行跡敗露被治安人員抓獲，移送公安。偵查過程中，3個人面不改色報上“大名”，竟然分別是當地公安局局長、法院院長以及刑庭庭長的名字。

　　“很多犯罪嫌疑人都學精了，自報假名或虛報年齡，目的無非是逃避罪責，想打擦邊球。”東莞市法院副院長陳莫強一語概括。

　　被告沈西南，2004年2月自報“鄭威”(1987年6月4日出生)，犯盜竊罪，被判刑1年。刑滿釋放后，又于2005年4月自報“王銳”(1987年12月5日出生)，犯搶劫罪，本應予以重罰，但因他自報不同姓名且年齡不滿18歲，法院對其輕判，判刑2年。

　　就在“王銳”“悠哉”服刑之時，一位管教干警突然發現他“似曾相識”，遂函告東莞市人民法院。真相大白，法院最終認定沈西南是累犯，依法從重處罰，判了5年。

　　這邊廂，是每年幾千名被告虛報身份。那邊廂，是被冒名者無辜蒙受被判刑的“不白之冤”。

　　河南平輿縣一個開車跑運輸的男子曹永凱，明明沒來過廣東，一天突然收到判決書，以行竊獲刑。消息迅速在周邊傳開了，曹某一夜間聲名狼藉，多年的女友跟他分手。最后才知道，是同村楊科“陷害”自己。

　　云南昆明東川區的18歲小伙楊光林，也沒有來過廣東，卻莫名其妙收到刑事判決書，稱他因搶奪罪被判6個月。而且，冒名者刑滿釋放，根本找不到人。直到冒名頂替者再度作案后落網，才知他真名叫張林，是楊光林的表哥。

　　劫犯自報家門，次次查無此人

　　指紋比對和骨齡鑒定都存在這樣那樣的難題

　　犯罪嫌疑人自報身份給司法部門帶來的困擾，引起一串連鎖反應。首當其沖的是公安機關。

　　碰到那種沒有任何身份證明的“光桿”疑犯，警方會發函到自報的當地公安機關核實。

　　一件普通的搶劫案就能道出警方的“苦水”。劉某當街搶包被抓后，劉某自稱貴州人，警方趕緊發函核實。好不容易盼來回復，拆開一看，“查無此人”。再問，劉某又說江西人，警方再發函，來回折騰幾次，也沒查清。

　　根據東莞市公安局提供的數據，近3年，平均每年刑事案件立案數為16000余件，涉及疑犯約兩萬人，但全市辦理刑事案件的警力不足3000名。如果對每宗自報身份案件都派人到外省調查、核實，不僅差旅費是天文數字，而且即使將現有警力全部派出，也不足以查清每個自報疑犯的真身。“所以對普通刑事案件，只好用函調方式進行”，東莞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長羅偉彬說。

　　但函調的效果并不理想。

　　“實際上，約有六成的函調都石沉大海。有回復的，也經常沒有附帶照片，仍然難以核對身份。”徐松林教授說。

　　那么為何不做指紋比對或骨齡鑒定呢？“高科技并不能百分百解決問題。”徐松林教授打破假設。

　　他介紹，東莞公安機關的指紋庫，存有十幾萬個疑犯的資料，每一次比對，盡管是通過計算機技術，還是會出現近萬個篩選比例，接下來的工作只能靠人工。將嫌疑人的指紋跟指紋庫中近萬個近似指紋一一比對，從中找出完全相同的，無疑是大海撈針。

　　至于骨齡鑒定，由于成本比較高，每個樣本的骨齡檢測費用至少花3000元，巨額的檢測費無人承擔。除了費用，骨齡檢測還存在一個誤差問題。

　　東莞市法院刑庭法官鄒溪海告訴記者，“它不能達到完全精確，一般誤差在±2年。假定一疑犯自報16歲，檢測結果為14或18歲均屬正常，但該誤差正好處在是否定罪的邊緣線上，法官在判案時仍然有一個如何選擇的問題。”

　　盡管核實身份困難重重，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等一系列司法程序都不能“卡”住不動。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二款規定，“對于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報的姓名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81條：“被告人的真實姓名、住址無法查清的，應當按其綽號或者自報的姓名、自報的年齡制作起訴書，并在起訴書中注明。《〈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7條第(六)項：“對于被告人真實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二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于是，數量巨大的自報身份案件闖進法院的大門。

　　身份沒查清，重罪先判死緩

　　東莞法院摸索經驗，判決書上貼照片蓋指紋

　　東莞市法院近三年的統計，自報身份的犯罪類型主要集中在故意傷害罪、搶劫罪、搶奪罪、盜竊罪等。

　　以今年1月到7月來看，搶奪罪中自報比例是7.67%，故意傷害罪中的占10.27%，盜竊罪的為15.74%，搶劫罪的是32.96%。

　　徐松林教授說：“此類案件多，是由于東莞外來人口是本地人口的10倍，流動人口犯案多，兼之存在大量因超生而沒有戶籍、身份證等‘黑人黑戶’人員。”

　　東莞市法院副院長陳莫強分析，自報身份案件還呈現如下特點：一，在輕刑案件中比較多，重刑案中較少，特別是死刑案件幾乎沒有按自報認定被告人的主體身份；二，自報未滿18周歲的比例較大；三，絕大部分自報身份的屬于跨省流動的外來人口，而屬于本地戶籍的被告人幾乎沒有；四，絕大部分自報被告人主體是因為沒有證據材料核實被告人的真實身份。

　　“自報虛假身份，會使刑法規定的許多法定情節無法查實。比如被告的真實年齡是否為未成年犯，是否有前科或是否構成累犯，使犯罪主體處于一種沒有證據證實的不確定狀態。”

　　陳莫強副院長說，特別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自報身份對量刑帶來的沖擊尤為明顯。身份沒查清，很難說將死刑案件辦成了鐵證、鐵案。如果基于責任上的考慮，將罪行極其嚴重、需要判死刑的被告適用了死緩，就是一種留有余地的判決。

　　但是，因審限限制，法院不可能久拖不判，按自報身份進行判決實屬無奈之舉。

　　自報身份給司法機關帶來了困擾，但看似對被告人“有利”的花招，難免使自報者“聰明反被聰明誤。”

　　“被告人虛報住址，司法機關的法律文書無法準確送達給他的親屬，未成年人難以找到監護人，無法獲得親人的幫助，程序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不止這些。陳莫強副院長補充，因為無法確定被告人原籍所在地公安機關，故出現被告人身份不明的，一般對被告人或受刑人不適用緩刑和假釋。

　　近年來，東莞市法院在審理大量自報身份刑事案件過程中，慢慢摸索經驗。

　　一方面，在判決書上“做文章”。對于被告的身份信息，去掉“經法院查明”，注明“被告人姓名×××，年齡××，住址××(以上情況均系自報)”，并在判決書上貼上被告的彩色相片，由被告蓋上指紋留底。

　　同時，法院注重加強內部信息化管理，將被告人的所有資料錄入網絡，每接手一個自報案件，都會自行在網上進行核實，“靠這層把關，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累犯。”

　　一旦出現錯判只裁定不重審

　　為一種司法創舉，可節約司法資源

　　自報身份帶來最大的難題，就是法院極易形成錯判。

　　徐松林教授說，法院以自報身份下判后，經送達發現，判決所確定的主體是其他公民而非本案的被告人，那么真正的被告人就會變得與已作判決毫無干系，法院出現錯判。

　　甚至，一旦查實被告人的真實身份，發現被告人有前科(累犯)或者不是未成年人，出現量刑事由上的遺漏或錯誤情節，導致事實認定錯誤和適用法律錯誤。

　　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如何對上述錯判進行糾正？

　　“若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來說，這屬于認定事實有錯，主體錯了。如果原判決已經生效，應啟動再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但《刑事訴訟法》當初并沒有考慮到像東莞這樣大量自報身份案件的特色。”徐松林認為。

　　此類案件數目之大，僅僅為了更改被告姓名，進行再審，會不會興師動眾呢？而且，若是共同犯罪中的罪犯，由于執行地點的各異，羈押場所分布在不同的省份與地區，如何進行開庭審理與執行，無不是司法實踐中可能遇到的棘手問題。

　　徐松林說，目前，東莞市法院根據實際情況，為節約司法資源，直接采用裁定方式來改正判決書上的筆誤，這不失為一種司法創舉，也為將來刑事訴訟法的修正起到參考作用。

　　經過一個多月的課題調研，徐松林認為，“歸根結底，全國范圍實現身份證智能化才是最終的方向，身份證包涵了照片、指紋、DNA、社保號碼等詳細信息，便于公安機關第一時間辨清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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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自報身份”？

　　刑事被告人自報身份，是指犯罪人犯罪后不講真實身份，偵查機關經努力也無法查清，法院判決時只能以其自報的姓名、年齡、戶籍地來判決。

　　虛報身份會否受重罰？

　　徐松林教授解釋，對兩次及以上假報者，按“無悔罪”情節酌情從重處罰。

　　被冒名者找誰索賠？

　　徐松林說，法院在審案過程中，都是嚴格按法律的程序來操作的，沒有任何失誤和過錯，不應該對此承擔責任，也不存在國家賠償。“受害人有權對自報人提起姓名權和名譽權的民事侵權之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王曉云 胡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