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本版（《北京日報·北京論語》）今日快評《音著協攪得企業不安寧》一文中，我對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按賓館床位、卡拉OK包間收取音樂著作版權費提出質疑。隔了一天，媒體傳出音著協決定收取哀樂版權費，按每平方米每年2元向殯儀館收費。這回當然是攪得死人不得安寧，音著協的手伸向陰曹地府。

　　死人無法抗議，活著的人代死人立言，議論洶洶。音著協許可證部副主任劉連濱對此回應：他不知道也沒有想到會造成如此大的反響。協會根本沒有向殯儀館收取哀樂版權費的計劃，協會是被冤枉的，坊間盛傳的消息是部分媒體的曲解。

　　我不認為“哀樂收費說”是有媒體曲解，或有人陷害音著協。12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昆明市200余家賓館、飯店集體停播背景音樂，“抗議”音著協不合理收費。消息中有音著協人士對收費的解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界定播放音樂是否該交費，是以是否“公開”為標準的，而不是以是否“營利”為標準。顯然，哀樂是公開播放的，沒有幾個人在家里偷聽哀樂。據為收費一事打電話給音著協的南京律師翁磊說，音著協翻閱資料發現，早在幾年前哀樂作者羅浪已經把所有作曲作詞打包，和音著協簽訂相關委托書。作為受委托方他們應向殯儀館收取哀樂費。

　　音著協遇到一個忠義不能兩全的困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況且，又有簽約，向殯儀館收哀樂費理所應當。更況且，人只有一死，一輩子只死一回，音著協此時不收，過這個村沒這個店，下回就收不著了。可收呢，音著協又覺得會陷入連死人都不放過的“不義”境地。而且，自己死時也無法享受到免費的哀樂。人總是有私心的，關系到自己的個人利益，有時候就對改革創新猶豫不決了。改革開放30年，最難改的是什么？一定是與利益攸關者有直接利益關系的部分。最好改的是什么？向老百姓收費。

　　除了按每平方米每年2元這個具體收費方式值得改進外，我是同意音著協收取哀樂費的。明擺著的，應當按人/次收費，或按每次播放時間長短收費，就像養路費改消費稅從量征收一樣，播放時間越長繳費越多，才能體現公平合理。有些大款大腕，家財萬貫，將來播放哀樂時間相對一般百姓時間會長很多，讓他們多交一點費估計也不會有意見。考慮到將來通脹的因素，還可以預交哀樂費，好比有人提前給自己準備墓地。另外，有些人有送禮的需要，也可辦類似神州行的卡，50元的，100元的，甚至1000元的，送人挺有面子。

　　前不久，中科院院士蔣有緒要求對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開征每人20元生態稅。據說，其實就是人頭稅，人只要呼吸或放屁，就會排放二氧化碳，這是人的生物性決定了的，活一天排一天。我的同事張麗在11月21日本版有過精彩評論。記得早年間，四川某地征收糞稅，有人撰寫對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蔣院士大膽假設“屁有捐”，只是犯了與音著協同樣的毛病，每人按20元交稅顯然不夠科學，不如每屁交若干元更為精確。有統計說，正常人每天放13至15個屁。一個人頭稅，一個哀樂費，活人死人一個都不能少，我實在佩服得緊，高，實在是高。(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