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劣質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陽暴發，一批官員被問責。如今，多數問責官員重獲要職。其中，阜陽市原市長劉慶強調任安徽環保局局長。被撤職的阜陽市工商局分管市場監管的原副局長楊偉，調任安徽的一個地級市工商局擔任副局長。被責令辭職的阜陽市衛生局分管食品衛生的原副局長丁麗玲，調到阜陽另一家市直機關任副局長。(12月14日《新城快報》)

　　筆者有一種擔心，官員問責制度最終會不會變成一種“走過場”呢？

　　《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第二十九條規定，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以及自愿辭去領導職務的干部，根據辭職原因、個人條件、工作需要等情況予以“適當安排”。筆者以為，這一條應該細化，明確規定視相關問責事件中該官員的責任大小，分別確定復出年限及級別。

　　事實上，在相關問責事件中，各被問責官員的責任大小不可能完全一樣。有的官員只是剛調到任上，問題常常是前任積累下來，突然爆發了；有的官員則可能是官僚作風，不作為；有的官員更可能為欺下瞞上，玩忽職守。事件發生時，因為要負領導責任，相關官員同時被問責是合理的。但是，在復出問題上同樣對待，似乎不妥。對一些行為特別惡劣的官員，應終身不得復用。

　　如果被問責官員最后基本都能異地當官，級別待遇也不變，那官員問責制最后還能余下多少警示效用呢？

　　□樂毅(湖南 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