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大學生將房子轉租給一位銀行職員，因對方沒交暖氣費，他發了4條短信罵對方無恥。目前，他因發送短信干擾他人生活被濟南警方罰款200元(今日本報A10版)。

　　看來，短信罵人是否應該被治安處罰，濟南警方為何遭遇罵聲，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短信罵人罰款兩百”有法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可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不過相比之下，深圳發生的到現在余波未平的“海事局長林嘉祥涉嫌猥褻女童案”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顯然比大學生短信罵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大得多。“我就是干了，怎么樣？”“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們”這些經典的“語錄”算不算侮辱恐嚇？遺憾的是，該大學生受到了法律的懲處，而林嘉祥卻似乎只用承擔道德的譴責——這無疑會形成法律管不了林嘉祥的惡劣印象。這不僅對受害女童及家屬不公平，也使法律的正義性受到傷害，也難怪公眾會產生“法律只管弱者不管強者”的錯覺。而公眾的這種正義創傷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舉其中一個例子，2007年，在陜西省志丹縣，因編發散布短信辱罵多名領導干部，數人遭到懲罰，其中兩人被捕，一人被刑拘，4名科級干部遭到免職。同是短信罵人，為何罵普通人只是罰款，罵官員卻要刑拘呢？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如果司法習慣于選擇性執法、看對象執法，只會導致公平與正義一再受到創傷，也會使正常的執法工作失去公眾的支持。 (湖北 劉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