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學生獨自逃生引發網民憤怒,并被稱為“范跑跑”的原北大歷史系高材生范美忠,將正式受聘于北京某教育學校,擔任該校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潛能開發研究院研究員,并將在中央民族大學禮堂公講人文關懷及如何考上北大。(12月23日中新網)

　　消息既出,可謂 “輿情嘩然”。很多人對此感到悲哀甚至憤怒,有人認為是那所被隱去了名稱的學校在炒作,更有人高呼“沒人性的 ‘范跑跑’就該沒工作”。

　　顯然,很多人仍然樂于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范美忠,在表達憤怒情緒的時候,都與“素質低劣”的范美忠“劃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們愿意真誠一點,能在想象中讓自己設身處地于地震現場,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不會像他們今天自認為的那般道德高尚。要求別人做圣賢是簡單的,但我們自己卻可能原本也是一個凡人。對于范美忠在地震那一刻的表現,說到底只是一個凡人的行為,雖然不值得提倡,但在一個坐公交車讓座尚且需要頻出怪招的國度,凡人向凡人舉起道德大棒,是不是有點“五十步笑百步”?

　　范美忠之所以引起這么大爭論,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行為,而在于他那被指 “得意洋洋”的事后言論。人們用“無恥”這樣的詞匯來形容的,主要不是他的作為,而是他的言論。是的,屈從于人性弱點之后,非但不懺悔反而要大肆張揚并且高聲肯定,對身為凡人卻渴望出現更多圣賢的人們來說,確有某種“挑釁”的意味。從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社會中走過來的人們,或許一時之間無法適應這種高度個性化的價值觀,于是理性辯論改為口水辱罵。

　　在我們的價值觀中,范美忠無疑是一個“異論者”。此前我以為,我們需要思考的僅僅是:一個“異論者”有沒有表達觀點的權利。現在從范美忠重新就業引起的輿論炮轟看來,或許我們還需退一步思考:一個“異論者”有沒有生存的權利。出現前一個問題本已經足夠悲哀了,出現第二個問題則簡直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倒退,讓人再次依稀看到了當年的“運動遺風”。

　　為什么我們會對范美忠重新就業感到悲哀甚至憤怒,難道范美忠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嗎?范美忠并未觸犯任何現行法律,也并未被剝奪任何自由公民的權利,他只不過是表達了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觀點而已,重新就業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嗎?當然,范美忠重新就業的單位是一所學校,這或許會讓人比較“敏感”。但是,既然學校和范美忠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學校必然會對自己的學生負責,我們又有什么好悲哀和憤怒的呢?

　　關于范美忠有沒有資格當老師,我認為,除非我們發明一種神奇的機器,在挑選老師的時候,能把每個人頭腦中那些被認為是陰暗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想法都準確地辨識出來,否則,不讓范美忠當老師不僅毫無公平性而言,而且只能起到一個效果,那就是:要想當老師,首先學會虛偽。我覺得,公共話語平臺上的“異論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異論者”都戴著一個虛偽的面具,在不為人知的背地里將自己那些 “異論”一一付諸實施,卻在人面前高舉討伐的旗幟。

　　只要在法律的許可范圍之內,“異論者”就該獲得一個自由生存的空間。價值體系的進步和道德水準的提高,從來不是靠暴力打倒“異論者”得以實現的。范美忠能夠重新就業并不可悲,相反卻顯示了當今社會的包容性;只能容許一種觀點存在,即使你不同意也得虛偽點頭,那種“異論者就該餓死”的社會才真正可悲。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