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湖南祁東縣村民、26歲的匡增武被以搶劫罪名(首犯)判處6年有期徒刑。服刑之后卻發現公安機關把發案日期弄錯了，匡根本無作案時間。然而，在全國、省、市三級人大代表視察，縣公安局長表示道歉并建議再審，直到衡陽市人大交辦整整3年之后，祁東法院才作出再審判決。(《中國青年報》1月8日)

　　一個典型的冤獄，一個常識性錯誤，在人大監督下竟然要用三年時間才能予以糾正，豈不是咄咄怪事！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個人尊嚴和生命健康，在5年的冤獄中受到了怎樣的摧殘？執掌司法天平的法官何以如此馬虎大意，草率判決，草菅人命？既已強奸了法律公正的尊嚴，何以不及時糾錯，還公民一個公平，還法律一個公正？

　　有關方面分析，這個錯案之所以拖這么久，可能與錯案追究的評價體系有關。有些過于嚴厲的錯案追究制度，本意是要求不發生或盡量減少錯案，但因一個錯案會牽連到一個單位，可能會一票否決整個單位的成績，因此責任單位為不讓整體利益受損，缺乏主動糾錯的動力，嚴厲的處罰措施反倒變成了阻力。其實，從1992年提出至今已有17個年頭的錯案追究制，作為司法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旨在監督法官、確保辦案質量的制度，其創制初衷無疑是良善的，力求杜絕審判人員徇私枉法，不放過一個違法者，也決不讓一個公民受委屈。但這一制度正如高懸在法官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用得好可以砥礪法官忠誠于法律信仰，審慎并善待公民的權利，在司法過程中嚴肅認真，促進司法公正；用得不好則可能導致惡判以及拒絕糾錯，成為制造冤獄的“制度陷阱”。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人大監督壓力之下，祁東法院糾錯竟然仍要用3年時間，其重要原因正在于自糾錯案等于否決司法政績，否定法官自己，是自找難看，最終還可能受到國法的追究。以至于當著全國、省、市三級人大代表的面，當時的衡陽中級法院負責人，竟然當場批評祁東公安局長不該承認此案是錯誤的。作為上級法院同樣有濃厚的護短意識。殊不知，越是遲滯糾錯，越暴露了法院和法官玩忽職守，甚至褻瀆法律尊嚴，視公民權利為兒戲的“厚黑”心理。既然錯了，就一錯到底，反正沒面子，干脆連臉也不要了。

　　本是敦促法官嚴格依法辦事、審慎辦案的錯案追究制，卻成了蒙冤受屈的人洗刷冤屈和恥辱的最大障礙。錯案追究的評價體系亟須完善，但委實要防止陷入“錢穆制度陷阱”：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變成了病上加病。

　　我以為，錯案追究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自我糾錯，事實上靠法院和法官的高度政治和法律自覺，常常靠不住。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以責任追究防止錯案的發生，反而會導致更多錯案出現。因此，在制度設計方面亟待強化公、檢、法的各自獨立和監督制衡；完善現有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尤其是充分發揮陪審制度在司法公正中的獨立作用；實現判決書上網、公布，提高透明度，讓裁判接受公眾、輿論的監督。同時，嚴格遴選，提高法官的精英意識和自身的職業認同和榮耀感，從源頭上防止常識性誤判等等。只有強化公開透明的體外監督，方能走出司法的制度性陷阱。(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