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臨近，由“北漂”老孟一手操辦的“山寨春晚”正埋頭沖刺。這臺備受關注的晚會如能順利實現網絡直播，“山寨文化”的狂歡將抵達喧囂灼人的頂點。

　　2008年至今，“山寨文化”火遍中國，一種單純的經濟行動已經嬗變為無法回避的泛文化現象。最初是“山寨手機”，隨后是“山寨明星”、“山寨歌曲”、“山寨電視劇”、“山寨政府網站”、“山寨諾貝爾”、“山寨百家講壇”……“山寨文化”以“雷人”姿態對主流文化發起迅猛沖擊。

　　“山寨”贏得歡呼，也招來質疑，我們有必要厘清“山寨文化”的紅與黑。

　　“山寨”一詞最早源于深圳IT業——利用有限的技術條件和經濟力量模仿品牌手機樣式，生產出適用且廉價的新穎手機。隨后，以仿造、快速為特征的山寨文化迅速蔓延、泛濫。“山寨”一詞有對應于城市、主流、廟堂的鄉野、草根和民間之意，既有江湖的豪俠氣，又有弱化社會秩序的無賴氣。其發軔于廣東沿海本身就頗令人玩味——似乎是某種創新或變通文化的投射，它試圖在涇渭分明的傳統秩序之間找到灰色地帶，以柔化規則、消解壁壘，形成某種語詞符號上的突破，進而形成文化的突圍，以打破規范和不規范的界限，弱化法律的剛性阻礙和制裁。

　　一段時間內必然會出現一個文化主題(符號)，以強化和宣泄公眾的精神和利益訴求。如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90年代的西北風、下海潮，等等；“山寨”也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多元社會對于平民文化的高度歸納，它涵蓋了惡搞、顛覆、仿效、解構等民間娛樂模式，最終將一切帶有“仿制”烙印的文化行為攬入懷中。眼下公眾已經達成某種微妙的默契：不懂“山寨”含義沒什么，似乎只要擺出“山寨”的姿態就能獲得普通民眾的諒解與寬容。

　　在專家們看來，“山寨文化”在2008年的興起折射出對主流文化的不滿和挑戰。如山寨版《紅樓夢》就表達了網友對新版《紅樓夢》的不滿——既然你能花那么多錢“糟蹋”名著，憑什么我就不能拿你開涮？至于“山寨”產品，其廉價、實用、更新迅速的特質對平民階層具有超強的誘惑力。

　　“山寨影視”、“山寨明星”的出現則應視為民眾利用名牌欄目的名氣和名人形象以表達意見，抒發對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渴望。其間的調侃、幽默、自嘲和反諷充分表達了民眾渴望變革的善良情懷，而“惡搞”過頭，則因為超越道德限度的惡搞也會遭到公眾的討伐。這些文化現象更應令主流文化警醒——一些堆砌、膚淺的大片或空洞的電視晚會已經無法滿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了，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精品。

　　也有學者提出“都搞‘山寨’，誰來創新”的隱憂。其實，“山寨”并非創新的天敵，很多“山寨”產品對先進產品的模仿既能加劇“山寨”企業之間的競爭，更能推動“山寨”與“廟堂”的競爭，客觀上能促進各自產品的更新換代，最終真正走上自主創新、技術發展之路。這種競爭客觀上能刺激、糾正固有機制的不健全，促使主流行業對于自己的服務素質、利潤空間進行反省。尤其對壟斷行業，這種“反抗”對于其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定位、便民實用、更新速度和行業調整都是一種推動。

　　但需要看清被“山寨文化”語義所遮蔽的另一面。目前部分打著“山寨”旗號的產品不過是瞞天過海，如仿冒手機、仿冒電視、盜版圖書、盜版光碟等，這已經對一些科技、文化品牌的專利和商標也構成嚴重侵害，豈能借用“山寨文化”就蒙混過關？如果不加大維權的力度，運用法律、道德、社會輿論等力量進行嚴厲的打擊和約束，“山寨文化”將淪落為低俗文化、違法文化、犯罪文化。

　　在中國加入WTO的大背景之下，一些非物質產品更需要被嚴格保護。眼下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產權的觀念遠未全面樹立，“山寨文化”的蓬勃興起，從一個新角度對此提出了警示。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取材民間的二度創作如何界定兩者之間的關系等，“山寨文化”正在灰色地帶上獲得了生存空間，我們不妨把它的妖冶張揚當作對新的法律法規的大聲呼喚。

　　“山寨”對主流構成威脅了嗎？專家們更愿意將它視為良性的亞文化，可以從法律、道德、文化創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等角度對其展開充分研究；網絡時代背景下的“剿滅”并不可取，也無法辦到，理想的做法是在“山寨文化”中引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和人文關懷，這就提出了一個更高要求的課題。

　　“山寨”，這個充滿想象力的語詞正在折射著一個時代的階段性狀態——如果主流做得足夠好，“山寨”自然會銷聲匿跡。作為一個階段的產物，“山寨”必然會像一陣大風，最終從我們生活的上空呼嘯而過，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而世界上一些先發展地區的成長路徑，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山寨”現象的積極視角。(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