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過程是社會利益重新調整的過程，社會矛盾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這些矛盾的深化與極端化卻必須回避。一個可行的思路是進一步降低法制的門檻，扼制人性的極端訴諸暴力。除了保障治安的重拳，更在于不斷拓寬邊緣群體主張權利的渠道。

　　隨著隨州特大殺人案的主犯在武漢落網，近期連續出現的幾起重大特大報復性傷害案件的報道，引起輿論關注。而中央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陳冀平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09年將是各類社會矛盾碰頭疊加的一年。我國社會穩定形勢處于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基本狀況不會變，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刑事犯罪總量仍在高位運行。(據《瞭望》新聞周刊)

　　至少從年初發生的這幾起重大特大刑事案件來看，陳冀平的評估預測是恰當的。甚至還可以補充一句，就是報復性的重大特大犯罪行為更為危險。在過去的幾年時間中，陸續出現了一些因為認為個人權益受害或者想不通某些矛盾，最終走上報復社會道路的惡性案件，比如重慶公交車爆炸、深圳撞人事件等。其對社會傷害之大，至今人們想起來都心有余悸。而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也源于個體權益受害產生的過激行為。而不管是報復社會的惡性犯罪，還是利益沖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都會對社會的和諧穩定產生直接的沖擊。

　　坦率地說，因為社會的發展和利益訴求的多樣化，往往也會催生社會矛盾，而矛盾一旦激化，一些人便可能產生報復社會的想法。但是從想法到真正走上殺人的惡性犯罪道路，這種決心的醞釀和付諸實施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一個關鍵的理由，即極端地認為“殺人最有效也最快意”。而這個理由的背后支撐，是面對一些社會矛盾的現實存在，雖然法制進程日益完善，但如果一些矛盾主體的境況改善緩慢，其中某些邊緣群體成員的暴戾情緒就可能出現并累積，從而觸發惡性事件。

　　2009年，隨著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一些涉及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涉法涉訴、非法集資、投資受損、高校畢業生就業、醫療養老、環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務與管理的領域，都有可能出現新的利益沖突，引發社會矛盾。而這其中的大多數問題，其實并不缺乏法律解決的依據，但如果在“執法必嚴、依法管理”等方面出現問題，法治不能完全帶來解決問題的希望，甚或出現裁判不公等情形，某些本來就缺少法律觀念的人，會因為缺少邁入法律門檻的途徑變得更加肆意妄為，錯誤地把報復社會殺人，當成惟一的矛盾解決之道。

　　從根本上說，改革的過程也是社會利益重新調整的過程，社會矛盾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這些矛盾的深化與極端化卻必須回避。一個可行的思路是進一步降低法制的門檻，扼制人性的極端訴諸暴力。而具體的方法除了保障治安的重拳，更在于法治進程，不斷拓寬邊緣群體主張權利的渠道，并維護其合法效果。我們不但要防止社會矛盾的疊加，更要防止矛盾疊加后，人們訴諸暴力的選擇。因為這種選擇往往是最危險一步，也是社會成本最高的一步。

　　□石嘉(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