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經江蘇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將于2009年6月1日起生效。該條例對 “人肉搜索”明確說“不”。根據這一條例,未經允許,擅自散布他人隱私,或在網上提供或公開他人的信息資料,對發布者、傳播者等違法行為人,最高可罰款5000元,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依法處罰。

　　應該說,徐州該項條例的出臺,“一不小心”走在了《侵權責任法》立法的前面。去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侵權責任法草案進行分組審議時,便因為“死亡博客”事件而擬對人肉搜索做出具體規定。結合具體的公共事件進行分析不難發現,我們在為周久耕事件見證網絡監督 “低成本,高效率”歡呼的時候,“死亡博客”事件當事人訴訟網站侵犯隱私權、名譽權而勝訴的事實,其實是為我們思考人肉搜索邊界問題提供了難得的實例。

　　由周久耕事件和“死亡博客”事件正反方面的典型案例,我們最容易想到的,還是前不久網民自發制訂的“人肉搜索公約”。據稱,制訂該公約的目的,是為了“規范網絡道德意識,加深大眾對人肉搜索正確定義的理解,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在定義人肉搜索的邊界時,該公約為約束人肉搜索的負面影響,有“以網絡道德為準繩,盡量不參與搜索他人隱私”、“對他人暴露隱私盡力保護,保證不在公共場所公布他人隱私”等規定。但為了不損害人肉搜索在網絡監督方面的重要價值,公約又說明:“對于涉及 ‘貪污、腐敗’、‘懲惡揚善’可以不受第三、四條的約束”。

　　有論者在談到立法規范人肉搜索時認為,如果有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作為兜底保證,那么,侵權責任法草案就沒必要單獨開辟章節,對人肉搜索邊界做出規范。這樣說當然沒有問題。但問題的關鍵是,在兜底的法律并沒有完備之前,立法對人肉搜索邊界進行規范,是正當其時的務實舉措,不宜將這種做法簡單視為越俎代庖。

　　原因很簡單,對人肉搜索立法規范,問題的關鍵,不是由哪些法律多角度、全方位規范的問題,而是,對人肉搜索邊界的規范,能否像“人肉搜索公約”那樣,全面明晰地厘清其邊界,肯定其正面的價值和意義;不是像徐州市出臺的條例那樣,打著保護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的旗號,貌似公正公允,實則將人肉搜索武斷定性,全面禁止和否定。

　　具體到如何厘清人肉搜索的邊界,則是立法層面的技術問題。結合之前的公共事件,以及那個看起來并不全面、成熟的“人肉搜索公約”,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界定其邊界,并不是件困難的事。目前,問題的關鍵在于,立法部門在考慮人肉搜索邊界問題時,要綜合考慮多方的意見和建議,不能簡單地以保護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的名義,否定人肉搜索在當前階段之于反腐等方面的積極意義。

　　具體說就是,法律法規在厘清人肉搜索邊界時,一方面,既能約束參與人肉搜索的公眾,能夠把握好道德和法律的底線,自覺尊重當事人的各種公民權益。如果超越了這種合理的邊界,法律之劍能夠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正當干預。另一方面,對于人肉搜索在反腐等方面有益的部分,法律法規不能以各種名義簡單打壓,抹煞其正面價值。簡單的例證就是,網絡舉報和網絡征集線索,都應該歸為人肉搜索積極層面的價值。一句話,如何立法厘清人肉搜索的邊界,考驗著相關立法部門的能力和智慧——但前提是,決不能像徐州市出臺的條例那樣,簡單禁止。

　　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