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種田？那絕對不可能！”

　　大年三十的正午，湖北省羅田縣三里畈鎮黃岡廟村口，22歲的丁國強一邊玩著紙牌一邊與同伴聊“將來”。去年12月，丁國強在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金融危機驟然來襲，工廠訂單大幅縮減，他提前回了家。

　　未來怎么辦？丁國強沒有太多的想法，唯一清晰的是“絕不會過父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記憶中，唯一一次干農活兒的經歷是收割小麥，不到一個小時，鐮刀割破了手指，從此再也沒有下過地。

　　丁國強的經歷是一個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的縮影。在返鄉農民工大軍中，這是一個惹人注目的群體——第二代農民工，他們大多出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他們衣著新潮，不會種田，從學校到工廠，他們擁有比老一代更開闊的視野，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武漢大學戰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長劉傳江這樣點評“第二代農民工”：退回農村，他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他們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

　　春節期間，記者踏訪大別山南麓的山區打工大縣羅田縣多個鄉鎮發現，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即使金融危機來襲，短暫蟄伏之后，他們“還是百分之百要出去”。

　　而與此同時，在國家對于農業、農村重視和投入不斷加大的背景下，農村就業市場前景廣闊，第二代農民工轉變就業觀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桿槍”的失落與期冀

　　大年三十下午，記者在羅田縣三里畈鎮一個山村街頭見到“一桿槍”時，他正在臺球桌前“鏖戰”，桌沿的油漆斑駁雜陳。

　　上身穿件時髦的緊身羽絨小襖，一頭蓬松的褐紅獅子頭，左耳仿鉆耳釘在夕陽的余暉中熠熠閃光，每次打進一球，他都要把球桿往背上一扛，把頭驕傲地往后一甩，在這鄂東貧困縣的山村街頭，“一桿槍”儼然是一道風景。

　　“一桿槍”大名雷志剛，在家排行老三，今年剛滿20歲，別看年齡不大，初中畢業就跟親戚外出打工，下廣州，闖江浙，已經有了3年的打工經歷。

　　剛出門那會兒，他每天起早貪黑在工地上干苦力做小工，吃得也不好，結果很快就感染上了乙肝。回家休養期間，他和一幫村里的小年輕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蹭”街頭的那張舊臺球桌。3個月下來，“小三陽”轉陰，雷志剛也練就了一身精湛球技，“狀態最好時一桿搞定一桌球”，“一桿槍”由此聞名。

　　2008年年初，在溫州一家皮鞋廠做下料工的雷志剛在隆隆的機器聲中度過了異鄉的春節，“那會兒還真有些想家。”

　　這個春節，雷志剛回家的愿望提前實現了，臘月初三，他就背起行囊，踏上歸程。當他回望這座城市，沒有歡喜和愉悅，只有滿懷的失落與惆悵——金融危機秋風掃落葉般沖撞著一個江浙小廠的神經末梢，雷志剛所在的皮鞋廠訂單大幅削減，工廠裁員，他失業了。

　　雷志剛說，在外面一個月做得好的時候能拿1600元，那里有超市，有網吧，有KTV，有溜冰場，這些都是鄉下老家不曾有過的。在這里，3年前破舊的那張臺球桌依然是雷志剛在家唯一的娛樂工具。

　　年三十的清晨拜祖時，他悄悄許了一個樸實的心愿——愿來年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能在外面呆下去。出行的日子也選好了——“正月初八”。

　　這個新年，雷志剛的球友小強有著同樣的心境。

　　21歲的小強在廣東省東莞市望牛墩鎮一家制衣廠做質檢員。今年春節，小強帶回家里的錢和4年前剛出去半年時的一樣多，3800元。

　　2006年8月，他到深圳，一個月不超過800元，包吃包住，每天加班周末悶頭補瞌睡，半年時間硬是把拿到的工資全部帶回了家。

　　而現在，月工資漲到了1700元，小強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一餐飯要花四五百元，一群人去溜冰，一場下來也得百八十，“都是你請我我請你，不回請哪里會有朋友呢！”

　　幸福的周末生活因為廠里的訂單減少突然停止。小強雖然讀書不多，但勤勞肯干，被老板留了下來，一個月拿800元的留守工資，每天打卡上班，吃住也要自己掏錢了。

　　小強的錢包頓時癟了下來，回家把一疊薄薄的鈔票交給父母時，他得到的信息是年齡差不多的孩子都拿回了上萬元。

　　“不做生意永遠別想有錢花。”這個初中畢業的小伙子對自己的未來已經有了規劃，他知道“以前1美元兌換人民幣8元多，現在只有6元多了”，因為很多人看電視劇時，他就在看經濟新聞。

　　攢錢的想法正在不斷膨脹。他設想來年廠里的經濟能好轉起來，“不能再玩兒了，一定要攢兩萬元，然后跟著做家具生意發財的姐夫一起跑點活兒。”

　　這個穿著一身白色休閑西服的年輕人，唇上已經有了稀疏的胡須，就像一排幼黃的禾苗，在冬日的寒風中搖擺挺立，稚嫩中透著堅毅。

　　父子兩代的打工路線圖

　　農歷正月初六，羅田縣長途汽車站。

　　清晨的薄霧如紗籠罩，進站排隊候車的人群已經熙熙攘攘。駱駝坳鎮49歲的農民田中海不斷地按著摩托車喇叭想擠過擁堵的人群，車后坐著他的兒子——23歲的田兵。

　　去年這個時候，兩人一同在這個車站坐車到深圳打工。而今，只有兒子形單影只前往了。

　　事實上，田中海到深圳還真有些年頭，建筑工地上做過小工，挑過沙石，還當過小區保安。

　　他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機，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這個沿海開放城市日趨激烈的用工態勢。

　　10年前剛到深圳，舉目無親，在城市里只晃了半天就跟著一支建筑隊呆了下來；10年中，他還帶出了自己的兒子，帶出了妹夫、外甥七八個人闖進這個離家鄉千里之外的城市；而今，在這個逐漸熟悉的城市里，田中海打工的工地開始停工了，下一站去哪兒他找不到方向。

　　像無頭蒼蠅一樣撞了半個月，田中海原來干過的崗位有了越來越年輕的面孔，同樣來自外地的小區保安操著普通話差點喊他“大爺”。

　　田中海終于決定打點行裝回家了。收拾了所有在外的家什，吊在行李包外的還有一個10年前跟著走南闖北的破舊搪瓷茶缸。走在回鄉的山路上，搪瓷茶缸在行李包的抖動中發出“鐺鐺”的響聲，田中海感覺聽起來更像撲通撲通的心跳。

　　“五十知天命，不服老不行了，沒有技術，又沒有年齡優勢，出去能怎么樣呢？！”揮手向兒子告別，田中海無限感慨。

　　說起兒子，田中海一臉滿足。他總說兒子“趕上了好時代”，沒種過田、下過地，初中畢業進縣里讀理工中專，再到深圳打工，有文憑有技術，在幾家電子廠里跳槽都是搶手貨，一個月輕輕松松拿4000多元,頂得上自己辛苦幾個月。

　　金融危機下，電子產品出口受影響，但兒子現在在大廠，又有技術，年終獎都沒少拿1分。現在剛談了個朋友，兩人一起奮斗，還準備在深圳買個小房子，也許有一天他們真的就成城里人了。

　　自己下一步干什么呢？

　　田中海想到縣城周邊看看有沒有工地要人，畢竟在外做了這么多年，總有些經驗。

　　然而，等待他的可能是失望。

　　就在這一天，在縣城做包工頭的劉榮正在盤算著如何抓住“眼前的機遇”——以前縣城工地難得留下些年輕人，現在失業回來的農民工這么多，一些年老體弱的今年就可以減少一些，找些有力氣、懂技術的年輕人，工錢開得差不多卻能加快工程進度，自己自然可以多賺錢。

　　的確，一天80元以上的工錢對于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年輕人肯定有著相當的吸引力，一些人將踩過田中海的肩膀伸出需求之手。

　　田中海可能最終回歸他的土地，而對于他的兒子田兵，美好的日子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