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震驚全國的隨州特大殺人案在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當庭宣判，殘殺8人的熊振林一審被合議庭以故意殺人罪當庭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而是否該做精神鑒定成本案唯一焦點。法庭在聽取了控辯雙方意見后，當庭駁回了辯方提出的鑒定申請。(《中國青年報》2月10日)

　　從邱興華案到現在，精神病鑒定的問題已不止一次地橫亙在控辯雙方乃至司法與民意中間，也已不止一次成為熱門案件的輿論切入點。筆者關注的是，精神鑒定本身并不是一個太復雜的操作程序，卻緣何儼然成為很多人、很多案件都過不了的一個坎兒。

　　在熊振林案中，公訴方雖然強烈反對給犯罪嫌疑人進行精神鑒定，但在給出反駁理由時其實已經做了一個“山寨版精神鑒定”。其鑒定標準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當庭表現，其思維是否平穩、意識是否清晰，甚至包括回答問題時是否自動站起來，以此來證明其智商和情商的高低。從這些方面來駁回辯方提出的精神鑒定請求，確實比較嚴密。除了加入對嫌疑人所謂“情商”的判斷之外，上述反駁理由幾乎與現行精神鑒定的相關規定沒有太大出入。

　　問題在于，公訴機關反對給嫌疑人進行精神鑒定，卻在陳述反駁理由時給出“山寨版鑒定結論”，恰恰罔顧了一個鑒定主體是否合格的問題。依據現行有關規定，只有“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臨床經驗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學知識的主治醫師以上人員”或“具有司法精神病學知識、經驗和工作能力的主檢法醫師以上人員”，才是司法精神鑒定的合格人員。也就是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對嫌疑人進行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判定的。

　　甚至可認為，公訴方的反駁理由只是作為控辯雙方中一方平等主體提出的、并無身份優越性的建議而已。既然法、檢兩家均可以通過類似精神鑒定的理由對嫌疑人進行是否需要做精神鑒定的判斷，那為何不干脆啟動那其實并不復雜的鑒定程序呢？“假如司法部門要把此案辦成鐵案，若不做精神鑒定，不能不說是個遺憾”——這是不難消弭的辯方遺憾——在控方自己先用相關標準進行“山寨鑒定”后，仍然不同意這個簡單程序的啟動，恐怕只能說明控方自己對其反駁理由也拿捏得不是那么準吧。

　　盡管我國目前的精神鑒定程序主要由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來啟動，但從正當程序來看，任何參加法庭審判的人其實都有權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尋求精神鑒定的權利便是辯方在窮盡法律救助的嘗試。對提出精神鑒定申請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相關司法鑒定，不僅有助于分解審判機關的壓力，也有助于幫助控方實現“做成鐵案”的訴求。況且精神鑒定的時間不計入辦案期限，而所謂鑒定費用的問題大可以采用“誰主張誰付費”原則，原本是三贏的結果。但長期以來，法檢雙方對精神鑒定的心理障礙，導致諸多爭議案件在法槌定音后仍“余音繞梁”。

　　面對“精神病鑒定成為庭上唯一焦點”的熊振林案，套一句被用濫的話，給嫌疑人做精神鑒定，天其實塌不下來。更何況還是在法檢雙方堅信嫌疑人沒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如果對己方判斷有起碼自信，那就更不應該“談鑒定而色變”。(蕭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