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清華大學、“總裁班”、身價千萬的公司老總、辦學合作者揭內幕，當這幾個看似無關的關鍵詞碰撞出“火花”時，情況會怎樣？

　　于博的訴訟、知情者的現身，將以往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高校繼續教育，一下子推到社會放大鏡下。與越辦越多的培訓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繼續教育領域的法律法規存在嚴重缺失。

　　視點調查

　　于博，遼寧省沈陽市一家貿易集團總裁，花3.7萬元上了清華大學的“總裁班”，自覺上當，打了一場備受社會關注的“培訓門”官司，一審落敗。

　　就在于博郁悶之時，張某的出現可謂“峰回路轉”。這位某知名大學“變革管理與領導潛能開發高級研修班”項目負責人，除主動聯系到于博表示聲援外，還準備和與自己有培訓協議關系的那所大學對簿公堂。

　　于博的訴訟、張某的現身，將以往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繼續教育，一下子推到社會放大鏡下。

　　“這很可能成為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即便只是一場口水仗，名校的金字招牌與金錢之間的眉來眼去，也將變得不那么熱辣和赤裸。

　　有的學員一天課也沒上，也拿到了結業證書。在整個過程中，某些大學的培訓中心基本上只做兩件事：蓋章和收錢

　　盡管名校“總裁班”如今已是多如牛毛，但被推上法庭的，清華大學繼續教育總裁班拔了個“頭籌”。

　　事情還得追溯到一年前。

　　2008年1月，于博花了3.7萬元后，成為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舉辦的“總裁班”學員。開班后，招生廣告中承諾的林毅夫、郎咸平等多名專家、學者均未到場授課。而且，教師整體素質不佳，原定60人的小班“增肥”為170人的大班，教學組織管理混亂、授課時間嚴重不足。

　　同年10月，于博以個人名義，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牛年的大年初一，他收到法院的判決書。

　　因為所提供的“總裁班”招生宣傳的網頁資料，不是從清華大學及其繼續教育學院正式的網站上下載的，清華大學否認與這些網站存有合作關系，所以證明不了清華大學在招生過程中進行了虛假宣傳；而對于研修班教學質量到底怎樣才算合格，缺乏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針對他提出的教學質量問題，清華大學已進行了答復和整改，所以，法院認為“并不足以認定清華大學構成違約”。

　　勝利似乎偏向了清華一方，可隨后發生的事情，讓所有人都不曾預料到。

　　就在于博為如何搜集更多的證據以備上訴之需時，張某主動浮出了水面，作為合作方，他具有揭開高級研修班頭上“神秘面紗”的能力和“資本”。

　　張某說，辦研修班雙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按照他與校方的協議，如果招生人數達到45人，所收學員學費按如下比例分配：甲方(某大學培訓中心)占60%，乙方占40%；如果招生人數低于45人，乙方堅持開班，所收學員學費分配比例甲方視具體情況要高于60%。

　　實際上，張某只招到了27名學員，最終，某大學培訓中心收取學員學費的72%，張某獲得剩余的28%。每名學生的學費是32800元，算下來，某大學培訓中心共分到63萬余元，張某得到24萬余元。

　　按照張某與培訓中心的協議，教師講課費的上限為6000元，然而，在張某看來，6000元遠不夠。

　　“優質老師的身價在業內基本上是公開的，一流院校的博導每天的報酬1.5萬到3萬元，上過電視的更貴一些。”張某說，他曾與校方商定了一名這家名校的老師來研修班授課，課酬為一天1.2萬元，但人家嫌低，不來，頂替來的老師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論文，還說“這種總裁班懂什么法律”。

　　“如果我像其他高級研修班的中間供應商一樣，為了賺錢，師資、課件等都不保證，就有可能出現于博訴清華大學這樣的事。”張某無奈地表示，他為研修班找的都是國內一本院校的博士生導師，為此，辦這個班他賠了二十多萬元。

　　在張某提供的他和某大學培訓中心簽訂的有關協議中，作為甲方的培訓中心有四項權利和義務：審查學員入學資格，負責為學員發放錄取通知書并備案；審訂乙方提交的教學課程方案；審查乙方所聯系的師資人選；負責學員的成績考核，向全部課程合格的學員頒發結業證書。

　　“他們做到了幾點呢？據我所知，有的學員一天課也沒上，也拿到了結業證書。在整個過程中，培訓中心基本上只做了兩件事：蓋章和收錢。就連那張鮮紅的結業證書外殼都是我花5元錢從小賣部買來的。”張某有些憤憤地說。

　　上“總裁班”的，大多數是成功人士，希望借此結交一些生意上的朋友，這本身也是這類培訓班的一個賣點

　　面對一些知名高校接連曝出的高級研修班糾紛，一位培訓學校的負責人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根源所在：“都是高額利潤鬧的。”

　　這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各高校周邊，有一批靠專門推廣大學課程生存的公司，“保守一點算，與清華、北大等名校合作的公司，估計有百家以上，做得比較早的都賺到了錢”。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收90人的“總裁班”，每人收2萬元學費，總共上20天左右的課，平均下來，每天學校收取的學費近9萬元，但講師費和其他費用加起來，平均每天4萬元都不到。

　　面對如此“名不副實”的“名校”“天價”研修班，為什么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追捧呢？從幾位就讀過名校研修班人士的回答中，記者發現了一些奧妙。

　　喻先生，北京某建筑企業總經理，2006年3月報名參加了一所名牌大學的“總裁班”。學費近兩萬元，學期為一年，每兩個月上3天課。全班有90多位學生。

　　“雖然是在那所大學校內上課，但是上課的老師并不是那個學校的。這個班實際上就是掛靠在那個學校下面的。”喻先生毫不避諱地告訴記者，即便如此，他也不后悔，因為他報名主要有兩個目的：學習和交友。

　　喻先生說，雖然最后沒學著什么，但朋友還是交了些。“選擇這種‘總裁班’的，大多是企業老總或地方官員，算是比較成功的人士，借此也可以結交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算是這種培訓班的一個賣點吧”。

　　行業標準和相關法律保護缺失，特別是對于高校舉辦的繼續教育項目，在法人結構、組織形式、運行原則等方面都沒有統一的制度安排

　　據了解，“繼續教育”的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引入我國的。隨著“終身學習”、“學習型社會”的理念被公眾認可，高等學校在繼續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2000年，中國高校繼續教育協會成立，作為其日常辦事機構的秘書處也設在清華大學。而來自清華繼續教育學院官方網站的數據顯示，僅2007年在該校參加面授培訓的人數就達5.9萬人次。

　　不過，在“于博訴清華大學教育培訓合同糾紛案”中擔任清華大學代理人的陳建民教授向媒體坦言：“實事求是地講，現在大學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繼續教育的義務，對繼續教育應該怎樣管理，是整個教育界要思考的問題。”

　　除了自身的律己，愛護名譽外，社會上林林總總的研修班的外部監管情況又如何呢？

　　北京市教委96391熱線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以非學歷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培訓機構，不屬于教委管理范圍。按照規定，短期培訓班、培訓中心等培訓機構在結束培訓時，如不向學員頒發諸如畢業證、等級證等具有國家承認效力的證書，就不需要經過教育部門的審批，也不需出具教育部門頒發的《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

　　北京京銀律師事務所律師鄧云林告訴記者，與越辦越多的培訓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繼續教育領域的法律法規存在缺失問題。盡管我國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勞動法中都有關于公民參與職業培訓的規定，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條也明確規定，高等學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應當根據社會需要和自身辦學條件，承擔實施繼續教育的工作。但這些都是原則性的規定，目前還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專門針對繼續教育的法律，特別是對于高校舉辦的繼續教育項目，在法人結構、組織形式、運行原則等方面都沒有統一的制度安排。(本報見習記者 趙麗 本報記者 杜萌)

　　記者手記

　　現在普遍存在利用名校牌子，將具體的教學任務外包給企業或者個人，進行利益分成的培訓模式，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完全按商業化操作。一些名不副實的繼續教育確實損害了名校的聲譽。

　　采訪中，不少法律專家認為，出臺相應的、有配套實施細則的法規，是根治這種現象的最有效辦法，盡管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