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之末端”本是互聯網上呼風喚雨、制造流行的知名網友，但在加入“躲貓貓”事件調查委員會之后，他卻發現，網絡的力量與現實接軌后，是那么尷尬無力。不過，這個本名趙立的網絡編輯，依然把這看做一件可以記入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大事——

　　2月21日凌晨3時，疲倦不堪的趙立回到家中。他登錄了自己的網名“風之末端”，上網瀏覽網民們對他們參與調查“躲貓貓”事件的看法。不過，睡意不斷襲來，他再也扛不住了，終于沉沉睡去。

　　可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的他并不知道，這天凌晨，一場針對他的“人肉搜索”已經在網上悄然展開。

　　因為云南晉寧縣看守所稱，在押人員李蕎明在“躲貓貓”游戲中突然死亡，引發了眾多網友關注。2月19日，云南省委宣傳部在互聯網上公開邀請網民參與事件調查，趙立第一個打進了電話，并成為這個由4個網民組成的調查委員會的主任。

　　只是，因為不滿意這個調查委員會事后公布的調查報告，網民們開始對這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們，進行慣用的“人肉搜索”。“風之末端”被網民認為是“五毛黨”(意指受政府聘用，就熱點問題發表觀點、引導輿論的評論員)的可疑人選。

　　網民的有力證據是，在《昆明日報》的門戶網站中，有以“風之末端”名義發表的《昆明日報社2007年工會工作計劃》。他的真實姓名趙立，出現在工會委員會名單中，職務為“宣傳委員”。

　　另一個疑點是，云南省委宣傳部的邀請信剛貼上云南網不到1分鐘，“風之末端”就第一個打進電話報名。網民認為，這表明“風之末端”有“內部消息”。

　　但趙立說，自己并不在意網民們的質疑與評價。作為昆明城里頗有些名氣的網民，他依舊沉浸在“承擔了某種責任與使命”的興奮之中，而且，“懷疑精神，原本就是互聯網中最為珍貴的東西”。

　　的確，一切事端的由來，源自他對“躲貓貓”事件的懷疑。

　　2月19日下午3時，報名后的趙立，再也沒有離開過電腦。晚上22時，調查委員會名單終于在網上公布時，他意外地看見，自己不但入選，而且還擔任了委員會主任。

　　他立即將消息發布在互聯網上，并立下了“誓言”——“不辱使命”。

　　2月19日這個晚上，他一夜未眠，整晚在線上與網友交談，搜集各種意見。果不其然，“網友是個很好的群體”，他們提出的各種疑點，讓他再次陷入了一種不可抑制的興奮之中：“幻想第二天像神探一樣去找出真相。”

　　趙立還為此設計了一些細節，甚至準備了一些“有技巧的問題”，在會見犯罪嫌疑人普華勇時，“能夠套出他的真話”。

　　第二天，他提前半個多小時，到了云南省委的大門口。一些聞訊趕來的省內外記者，圍著他拍照、采訪，每個人的情緒都顯得異常激動。這些舉止甚至引起了省委大門站崗武警的警惕，在場所有人都受到了詳細的盤問。

　　在前往晉寧縣公安局的途中，調查委員會成員才開始自我介紹、相互認識，由于官方沒有對他們提出任何調查要求，他們只是臨時在車上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按照委員會的要求，晉寧縣相關辦案人員接受了他們的調查訪談。辦案人員向委員們介紹了案件辦案的全過程，并用幻燈展示了案發地點、看守所監室和放風室以及部分物證的照片。

　　“風之末端”與其他調查員提出，希望能到看守所查看現場、會見在押嫌疑人、瀏覽監控錄像，在他們看來，這是獲悉真相最重要的步驟。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讓這幾個平日里在互聯網上呼風喚雨的網民，頗感失落與尷尬。

　　在看守所里，他們要求會見在押嫌疑人、瀏覽監控錄像的要求，被對方拒絕。就連民警帶著他們沿著巡視通道，觀察整個監所時，也并未告訴他們，哪些是與此案相關的當事人。

　　雖然看守所同意他們查看證物，如值班記錄、臺賬、死亡證明書、詢問筆錄等，“但我們看到的、聽到的，不足以讓我們對事件的真相作出判斷和結論”。

　　在即將離開看守所前，不甘心的委員們再次問到“監控錄像問題”，警方表示，“放風室”沒有探頭，因此沒有錄像。按照規定，監舍休息室(臥室)要安裝探頭，但探頭的位置屬于機密，監控錄像內容按照保密法，屬于保密范圍。

　　從看守所里出來的調查組成員，幾乎一無所獲，他們已經失去了早晨來時的意氣風發。

　　一部分隨行的媒體記者對調查委員會的水平表示失望。一篇即時上網的消息說：“警方回答專業，調查委員會提問業余。”

　　在返回昆明的路上，車廂里彌漫著沮喪的空氣，來時路上那種熱烈討論的場面，已消失殆盡，沒有人愿意說話。這次調查，讓這幾個往日在互聯網上呼風喚雨、制造流行的網友，突然感受到現實中的無力。

　　這種“無力感”還在延續。回到昆明的委員們，想找一個“安靜、封閉，又能上網寫調查報告的地方”。他們向省委宣傳部借了一間會議室，但很快他們發現，這里不僅沒有一條網線，連水都沒得喝。

　　幾天過去了，回想起去之前的躊躇滿志，趙立現在覺得自己多少有些天真。“網友們的批評是對的。我們的個人素質，和法律水平的有限，決定了這次調查留下不少遺憾。”他坦然地說。

　　雖然“躲貓貓”事件之后，這幾個網民并未調查出任何真相，但趙立認為，這依然是可以記入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一件大事。畢竟，網民們的質疑與監督，第一次被正式引入了現實政治生活當中。

　　“我們以為，組成了調查團，就擁有了法律之外的權力，這種心理是很不正常的。”這幾天，他靜下心來，分析此行的得失，說道：“作為‘風之末端’，在虛擬世界里，我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但這也造成了我的錯覺，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其實，網民不是革命小將，說什么是什么，最后能揭示現實真相的，只能是司法部門，這是社會賦予他們的責任。”

　　他甚至認為，賦予網民調查真相的責任，本身就是一種錯位，因為，網民能做的，只是“聽政與觀察”。這幾天，他開始有種預感——“這次參與調查，將為我今后的互聯網生活，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因為常在昆明當地的網站發表時評、雜談、散文，從2003年起，“風之末端”開始在昆明本土小有名氣。2005年，已屆四十的趙立，像一個“熱血沸騰的文學青年”，辭掉了“枯燥刻板但收入穩定的會計工作”，成為一個自由網絡寫手。

　　所以，這也是網友對他進行“人肉搜索”，指責他是“體制內人”，但他卻不以為然的原因。即使他現在是云南電視網的網絡編輯，但也只是個“散活”，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我根本不是‘體制內人’，更不可能是什么‘五毛黨’。”趙立篤定地說。

　　相反，他的生活與工作，都帶有互聯網時代一個資深網民的種種痕跡。

　　盡管家里和辦公室里，都各有一臺筆記本電腦和一臺臺式電腦，但他的身上還揣著一張網吧里的上網卡，因為“害怕沒有網絡的那分空虛”。

　　雖然他從不在網上購物、從不玩網絡游戲，但在互聯網上，他擁有著“第一時間獲悉天下大事”的心理滿足感，而“網絡最大的好處”，就是自己的文章能及時得到網友們的反饋，無論是表揚還是批評。

　　2005年，他曾因一篇批評樓盤洋名泛濫的帖子《居住在哪國的昆明》而名聲大振——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楊崇勇作出批示，要求“立即糾正這種媚俗求洋、崇洋媚外的做法”。昆明市規劃局隨后下發通知，對新建的小區、樓盤命名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篇文章也使他遭遇了做網絡寫手以來的第一次打擊。此前就這一觀點發表過網文的兩名網友，毫不留情地指責他在“抄襲”。直到他發表了兩篇充滿歉意的聲明，“戰火”才偃旗息鼓，“從那以后我很注意網絡的原創，與我觀點相同、別人寫過的話題我就不寫了。”

　　然而，在網絡上嬉笑怒罵、文筆犀利的“風之末端”，生活中卻是一個謙恭有禮、語氣平和的人，胖胖的圓臉總是一團和氣，像個“老昆明城里走來的小店掌柜”。

　　他喜歡穿紅色的唐裝，剃個光頭。不喝茶，不喝酒，最愛的是看書和抽煙，除了時事評論，他在昆明幾張報紙上發表的“老昆明閑話系列”，也在圈內口口相傳。

　　他現實生活中常常見面的網友只有10多個。按網友聚會的規矩，每次都是AA制。這一制度也被引入了“躲貓貓”事件的調查里，中飯每人花了36元，晚飯則是調查組的一名成員買來米線，請大家吃。

　　調查委員會工作之前，他曾在互聯網上貼過一個名為《公園門票漲價，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帖子。那時，在文中，他寫道：“大不了你敢漲價，我敢不去，誰怕誰呀。”

　　如今，一想到這句話，他自己就笑了起來：“今后，像這種賭氣的話我是不會說了，而是要多提一些實質性的意見。我們應該承擔起某種責任，去質疑一切‘躲貓貓’背后的真相。”(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