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釋工程師講述：我所見到的塔利班

　　一股淡淡的藥味飄進鼻孔。

　　西安市友誼路高高的泡桐樹后，陜西省人民醫院的一間病房里，龍曉偉低低的聲音里透著疲憊。

　　龍曉偉是一名工程師。身旁的病友們還不知道，半年來他經歷了怎樣的煎熬。

　　聽說龍曉偉馬上要做手術了，2月23日，記者趕在他手術前采訪了他。

　　其實，塔利班士兵穿著打扮和當地普通老百姓一樣，如果放下了武器，一般人很難辨認出他們。他們給被綁架者的食物是薄玉米餅和生洋蔥，而他們自己也只吃阿富汗燒餅、紅辣椒、腌菜和洋蔥

　　回憶起在巴基斯坦被塔利班武裝分子劫持囚禁167天的經歷，龍曉偉神情黯然。然而，正是這次不幸但又不尋常的經歷，讓他和神秘的塔利班有了“親密接觸”。

　　“看見城墻時，我流下了眼淚。”龍曉偉說，被解救回國，踏上家鄉———陜西的土地時，他悲喜交加，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2008年5月，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師龍曉偉和張國前往巴基斯坦，為公司的一個項目工作。8月27日，兩人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綁架。

　　龍曉偉慢慢回憶著遭遇綁架的一幕：那天下午2時，他和張國兩人驗收附近山區的通信基站，返回途中遭到了十多名塔利班武裝分子圍堵。

　　這伙人蒙著面，手里端著沖鋒槍。

　　兩個陜西后生膽大，用簡單的當地族語乞求對方：“我們是中國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兄弟、朋友，請不要傷害我們。”

　　對方回答說：“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性命，是請你們做客的。”

　　他們被強行拉上汽車。

　　兩人遭綁架的下迪爾地區是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外國人心中的恐怖地帶，這里緊鄰塔利班的老巢斯瓦特河谷。描寫唐代高僧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曾這樣描繪玄奘到過的斯瓦特河谷地區———“山谷相屬，川澤連原”，“林樹蓊郁，花果茂盛”。該地區在伊斯蘭堡西北約160公里，優美的自然風光和歷史悠久的佛教遺跡，曾吸引了無數游客前去參觀，而如今卻成了巴基斯坦的反恐第一線。

　　在被綁架前，他們并不是不清楚該地區的危險性，塔利班分子也曾在附近寫下標語要求外國人離開，中方工程人員曾一度全部撤出，只有巴方保安留守，不過，局勢稍緩時，中方仍會有少量活動。誰都沒料到，一時疏忽，真的發生了綁架事件。

　　“其實，中國人和當地人關系很好。”龍曉偉回憶說，“不過，我們工作的地區畢竟是巴政府與塔利班武裝人員交錯的區域，我們卻沒有足夠的安保力量，現在想起來實在危險。當地槍支泛濫，許多人都身攜武器。”

　　當時，汽車在山路上顛簸了十多個小時。第二天晚上，他們被帶進小房子里關了起來。

　　小屋位于山頂，約有15平方米，窗戶都用木板釘死了。白天，透過木板間縫隙照進來的陽光，才能讓房子亮起來；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能聽到的就是外邊的炮火聲、轟炸聲。一片薄玉米餅、一個生洋蔥、一口涼水，就是他們的一日三餐。

　　不過，他們發現，塔利班武裝分子的生活也非常簡樸：他們睡在粗糙的毯子上，用自己的穆斯林頭巾當枕頭。主食是阿富汗燒餅，菜只有紅辣椒、腌菜和洋蔥。

　　幾天接觸下來，他們發現，其實，塔利班士兵穿著打扮和當地普通老百姓一樣，如果不是身上扛著背著的各式武器，一般人很難辨認出他們。

　　之前，有人講過，塔利班組織中大概有3種人，第一種是阿富汗人，占絕大多數。他們大多是文盲，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工作。加入塔利班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養家糊口的好辦法，他們可以不定期地從上司那里得到一些獎賞，大體上平均每個月能拿到300美元，比阿富汗政府軍士兵高出一倍以上；第二種是從國外滲透過來進行“圣戰”的，他們平均年齡在20多歲；還有就是領導和指揮層，他們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篤信自己的信仰，并愿意為信仰而獻身。

　　憑著這些對塔利班分子粗淺的認知，龍曉偉雖然每天生活在恐懼與絕望中，但仍與綁架者冷靜周旋，對他們總是笑臉相對，絕不用言語刺激對方。正因為這樣，他才沒有受太多皮肉之苦。

　　逃跑的大方向是對的，但不慎摔倒的龍曉偉被塔利班分子抓回。再次被囚的日子更加難過：原本已放松戒備的武裝人員不準他到戶外活動，而且為他挖了一條連接住處和廁所的地下通道

　　被綁架十余天后，中國駐巴大使館打來了電話，并和他們通了電話，安慰他們要和對方搞好關系，政府正在和對方談判。龍曉偉和張國數著日子，期待政府趕緊營救。

　　在黑房子里煎熬了幾十天，兩個陜西后生決定逃跑。

　　身處山頂，往哪個方向逃？

　　往西？道路非常遠，戰火很多，通過觀察，塔利班在這里頻繁發送信號，同時，對方還有狙擊步槍，很難逃出對方布控范圍。

　　往南？這邊戰火最為密集，從上山之后約五天，每天都有轟炸聲。根據炮火聲大小可以判斷，這里距離政府軍最近。但要渡過山底一條寬約三百米的河，更主要的是要穿過塔利班的基地和交戰區。

　　往北？塔利班武裝分子是從南邊帶他們上山頂的。反方向逃跑，應該是他們的第一選擇。

　　往東？這邊山勢險峻，塔利班布控有限，也是一個選擇。

　　就在兩人難以決斷時，巴基斯坦電視臺兩次前來采訪。在小房子外面，他們悄悄觀察了地形，否定了北逃方案，確定東邊路線。因為朝著這個方向，夜晚會出現一大片燈光，他們估計是個較大的城市。兩人約好暗號，萬一走散，就閃爍打火機上的火光來提醒對方。

　　方案既定，他們盡量表現出“聽話”的樣子，使得對方的戒備心大大減少。

　　10月17日下午，兩人向看守乞求不要鎖門。理由是房間里太悶，他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

　　“晚上，看守果然沒有鎖門。這下機會來了！”晚上10點左右，守衛睡著后，龍曉偉和張國逃了出來，一路向東狂奔。

　　3個小時內，翻過了兩座山，忽然身后不斷傳來狗叫聲，他們心中慌亂不已，走散了。

　　“張國在附近找了我約半個小時。”龍曉偉回憶說，“他夠作難的，又不敢喊，學雞叫、狗叫，還使用了暗號，我倆還是沒有聯系上。到凌晨3時左右，一直在奔跑的張國聽到對面山上響起了槍聲，以為我遇難了，還朝著和我走失的方向磕了幾個頭。”

　　龍曉偉說，他后來才知道，在逃脫中，張國的行蹤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發現，連續一串串子彈射擊，迫擊炮在身邊炸響。他時而匍匐前進，時而靜止不動。稍有間隙，就加快前行。十余個小時沒吃沒喝，在求生本能的支撐下，終于找到了一座清真寺，第二天下午被巴軍方接回，終于成功脫險。

　　“當時大方向是對的，后邊到處都是狗叫，大家很慌張，張國就朝山上邊跑了，我是跑到了下邊。”龍曉偉回憶道，他爬上一戶人家的房頂，但又摔落下來，再次被抓。他的腳踝被摔傷。塔利班沒有治療設施，“我只好找了兩塊木板，用繩子把摔折的腳捆住。”

　　再次被囚的龍曉偉日子更加艱難。

　　武裝人員不準他到戶外活動，還給他挖了一條連接住處和廁所的地下通道。

　　“當他們把我帶回原來的小房子時，我已經絕望了。關押期間，沒有洗過一次澡、沒有換過一次衣服，只能以玉米面等粗糧糊口，每天生活在恐懼與絕望之中。”龍曉偉把一個刀片藏在袖口邊，決意一旦武裝人員要殺他，就割脈自殺……

　　又經過了不知多少個日子，當地時間2009年2月14日大約7時，塔利班讓龍曉偉換上一套新衣服。“武裝分子給我穿上新衣服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回家，另一種就是要殺我。”

　　他被帶上車，在綿延的山路上至少走了十多個小時，才交給了巴基斯坦警方。“進入大使館后，我才知道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