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3月15日這一天臨近，總有不少人眼巴巴盼望著央視的3·15晚會，期待著這臺晚會再一次扔出“重磅炸彈”，為消費者出一口惡氣。早在前幾天，就有媒體披露，今年3·15晚會可能會把矛頭對準“泄露個人信息的黑鏈條”，于是人們不免猜想，會不會又有某個行業龍頭老大被揪出來，被認定為打造信息泄露黑鏈條的“黑手”。3·15晚會就像一部年度懸疑大片，把所有消費者的胃口高高吊起，同時也讓那些作奸犯科的商家捏了一把冷汗。

　　央視3·15晚會自開辦以來，多次制造了打假維權的轟動新聞。從揭露某品牌音響的偽西洋身份，到揭開某名牌地板的身世之謎，從剖析當紅藝人的產品代言欺詐，到拉開分眾傳媒的垃圾短信黑幕，每一次出手，都把隱藏在一個行業里的謊言、虛假、不信、不義公布在世人面前，也把一個苦心經營多年的品牌拎出來接受輿論的拷問。3·15晚會曝光之日，往往也是工商和消協出動之時。由媒體牽頭發動的如此打假組合拳，不能不讓人感到痛快淋漓。

　　但痛快歸痛快，3·15畢竟只有一天。在揚眉吐氣了一天之后，消費者如何在剩下來的漫長時日里捍衛自己的正當權益，也就成了一個疑問。或許正是因為3·15晚會給人帶來的酣暢感與平時的憋屈感形成了太過鮮明的對比，很多人難免會對3·15晚會的效用提出質疑。它究竟能在何種方式上提高消費者的實際地位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不法商家侵權逐利的野心？與其說這種疑問針對的是3·15晚會本身，倒不如說，它是在提示人們，消費者在維護權益方面的資源是何等匱乏。

　　不法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角力，可以描述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消費者維權的方式和手段有了長足的進步，從最早的牛拉豪車過鬧市，到后來的網絡發帖揭露，從王海式職業打假人的出現，到媒體和機構對打假的全盤介入，打假維權從早期的個體呼吁向社會的集體發難不斷過渡，其力度和效果有了明顯的提高。但與此同時，不法商家制假販假的手段也日趨高明了。如果說早期的制假販假還帶有山寨性質，多是一些無名宵小的零敲碎打，但發展到今天，制假販假已經具備一定的系統性和強烈的隱蔽性。假冒偽劣產品往往以新技術的名義悍然問世，繼而以周密的包裝和宣傳推向公眾，再佐之以明星或專家的代言推銷，其銷售和走俏可謂無往而不利。在這樣一個不道德的乃至違法的系統里，商家擁有信息和資源的絕對優勢，他們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行業和市場，甚至能夠暫時控制社會對這種不法行為的反應。由此形成的后果是，一旦出現產品質量問題，不僅侵權隱蔽期較長，受害者數量相對巨大，維權的社會成本也極其高昂。近年來所發生的食品、保健品和藥品安全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與制假販假的新走勢相對應，消費者的劣勢在今天有增無減。在系統性侵權面前，消費者的個體弱小是不言自明的。三聚氰胺污染被大規模披露之前，多少個家庭為結石嬰兒奔走呼號，但他們很少得到過正面積極的回應。在其他領域，甚至出現了消費者維權反而債務纏身、乃至身陷囹圄的現象。這樣的局面，確實不是一臺晚會就能夠力挽狂瀾的。晚會或許可以很好地解決個案，卻很難改變制度性失聰的大形勢。而人們也很難要求一臺晚會承擔起這過于沉重的責任。

　　消費者維權的出路到底何在，相信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一家網站在3·15前夕推出了一項調查，其中問及消費者在遇到合法權益被侵害時，會選擇以何種方式維權，結果顯示，將近一半的被調查者選擇了“與經營者協商”，卻只有5.2%的人選擇法律訴訟。作為社會公平調節器的法律，它在消費者心目中的效用和地位如此低下，或許是所有人都值得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