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上身份證登記報名參加培訓，不用交一分錢，無須上一天課，還能領回洗臉盆、洗衣粉。這是貴陽市農民工培訓工作中一度出現的怪現象。

　　培訓造假的背后，掩藏的是有關部門和不法培訓機構合謀套取國家培訓資金的貪腐現象。2008年以來，貴州省已查處相關系列案件近150起。下至鄉鎮社保機構的工作人員，上至省廳官員，很多人牽涉在內，影響極為惡劣。

　　“帶上身份證報名，領個臉盆就回家”

　　40歲的劉敏是貴陽市清鎮市站街鎮太平村村民，在路邊自家的小賣部里，她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從未外出打過工的劉敏去年5月曾參加過一次農民工培訓，地點就在村里的小學。“村里的干部通知讓去培訓，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好像說是要上一個星期的課。我家里也忙，總共去了兩次。一起通知去上課的有兩三百人，都是一個村里的，年輕的十來歲，年紀大的50多歲。”

　　隨手翻出一本《電工基礎知識》手冊，劉敏說，學的內容是電工，基本上聽不懂，“但也沒什么損失，反正只要帶上身份證報個名，又不交錢，還發毛巾和洗臉盆，去不去上課也沒人管”。

　　在太平村，有過與劉敏類似經歷的村民不少。30歲的楊兵去年夏天也報了電工班，他說，拿身份證去登記一下，報個名，一天課都沒去上，領了東西就回家了。

　　楊兵的表姐張國琴和鄰居董永蘭同為小學文化，去年的一天也被通知參加培訓，報的是廚師班，學了半天就回家了，連學校叫什么名字都說不上。張國琴說，什么都沒學到，要交身份證，還有人專門到家里來照相，培訓的最后一天再去一次，可以領個洗臉盆。

　　近年來，各級政府大力號召并支持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貴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調研員陳順文說，根據規定，每培訓一名農民工，培訓機構可獲得500元至800元財政補貼經費。

　　“保安人員冒充教師上課”

　　貴陽市反貪局局長譚虎說，上級檢察院和紀檢部門根據貴陽市出現的問題，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查處社保系統賄賂案件專項行動，至今已立案查處該系統案件150余件、涉案170余人，涉案人員中既有基層勞動就業部門的辦事人員，也有像貴州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原副廳長楊錦福這樣的高官。楊錦福曾利用職務之便，在農民工技能就業培訓中，通過批準學校成立、獲取定點資格、增加培訓指標等方式，多次收受他人賄賂共計87萬元。

　　譚虎說，只要能弄來農民的戶籍信息等登記造冊，不法辦學機構在社保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就能按人頭套取農民工培訓資金。

　　在查處套取農民工培訓資金系列案后，貴陽市迅即開展了對相關培訓機構的清查工作。據了解，由于培訓學校監管混亂，很多不法辦學機構在買通社保部門人員后，胡亂找幾個人充當教師就“開班培訓”，主辦者按照招徠的培訓人數申報補貼。而撈到好處的社保人員則睜一眼閉一眼，在從中漁利的同時，還“完成”了上級劃撥的培訓指標任務。

　　自2006年6月起，貴州省勞動保障部門就開始了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培訓工作。到2007年底，全省共撥付培訓補貼資金3.75億元，相當于這兩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就業資金的33%。

　　貴陽市反貪局偵查處處長胡斌說，以貴陽市為例，一年的培訓經費多達數千萬元，而農村青壯年常年在外打工，留鄉者多為婦孺老幼。真正需要培訓的人員難以召集。為謀取利益，不法辦學機構與社保系統人員相勾結，大搞虛假培訓，“幾乎是無本萬利的生意，甚至荒唐到讓保安人員冒充教師上課，其實際培訓效果可想而知”。

　　農民工培訓工作有漏洞

　　漏洞一：權力過度集中。譚虎說，這些案件反映出，從培訓機構的資質許可、培訓開班計劃審批、開班后的培訓督查以及培訓后的資金審核撥付等環節，權力均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為腐敗問題的發生留下很大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培訓學校為獲取相關資質就不再憑其教學質量，而是通過大肆行賄這條途徑。

　　漏洞二：門檻設置過低。缺乏科學、嚴密的市場準入評價機制，給投機者追逐非法利益留下可乘之機。如貴陽市成人職業技術學校校長伍峰，拋出“聯合辦學分紅”來利誘原貴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與職業技能開發中心副主任張偉。后者利用職務之便，促成學校異地招生，并收受好處費60余萬元。

　　漏洞三：監管機制匱乏。“惠民資金”到位后，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卻很不健全。為確保培訓質量，國家規定受培訓農民必須登記身份證、聯系電話，并有簽字或簽章，同時規定短期培訓班培訓時間為15天至90天，并要求有關部門抽查和回放培訓效果。但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集“運動員”和“裁判員”于一身，權責不清、監督乏力。 編輯：顏彥

　　記者手記：農民工培訓不能只重“數字”不計“實效”

　　仿佛是果戈理筆下“死魂靈”故事的現代版——弄來農民的身份證登記簽名，隨便找人糊弄幾堂課，憑借所謂的“培訓登記表”，不法培訓機構就能輕易從相關部門按人頭領取不菲的培訓補貼。

　　把“黑手”伸向農民工的培訓經費，固然應當嚴懲，但在其背后，更值得拷問的是制度本身。

　　貴州省有關部門2008年初的一份統計表明：2007年，全省用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培訓的項目多達十幾種，經費總計達3億多元。數額如此巨大的一筆資金，管理使用得當，真正用到農村勞動力培訓的刀刃上，毫無疑問將極大提升當地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反之，一旦管理松散甚至失控，也很容易變成不法分子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采訪中，不止一位官員談及這樣的“無奈”：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上一級政府部門在撥款的同時，還要下達相應的指標任務，如果不能完成，年終考核很難過關。以貴州某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為例，其2009年的任務數是2.6萬人。該市培訓部門的一位負責人對此大搖其頭：“全市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不過7萬多人，按照這幾年布置的任務，早已全部輪訓了一遍。”

　　記者手中的另一份材料顯示，近幾年來，貴州省已培訓的農村勞動力超過4000萬人次。這也意味著，對于擁有3900多萬人口的貴州而言，相當于全省所有的人都已參加過至少一次培訓。

　　事情的真相顯然并非如此。記者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均表示，他們很難被培訓眷顧。稍稍深究一下，不難明白其中原因。對于常年在外務工的農民工而言，一年中返鄉時間非常有限，有針對性的培訓很難組織。

　　考核只看數字，不重實效；權力過度集中，缺乏監督；管理疏于防范，千瘡百孔……“惠農工程”演變為“腐敗溫床”就不足為奇了。

　　當下，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各地均出現大批農民工“返鄉潮”現象。對于各級政府部門來說，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正是將農民工們集中起來培訓，有效提升其勞動技能的大好機遇。如何堵漏補缺，完善機制，使農民工培訓工作能真正落到實處，見到實效，是擺在各級相關政府部門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周之江 王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