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狀態，無疑是警、律雙方同時提供有效信息，令公眾知情權獲得充分滿足，由法院做最終裁斷。一方姿態得當，措施得力，就可贏得主動，令提供錯誤信息的一方無話可說。而任何一方出現失誤，都可能導致信任鏈條的斷裂。

　　挺身抗暴，憤而殺人，這是公眾為鄧玉嬌抱不平的主因。閃爍其詞，前后不一，也導致人們詬病當地警方的作為。5月23日，風波再起，先期介入的兩位律師，突遭鄧玉嬌母親解除委托，而這一消息，卻偏偏由當地官方公布。上述變故，也使這一事件變得愈加復雜。

　　凡嫌疑人被羈押的刑事案件，除非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相關信息只能通過警方或律師釋放。在互聯網時代，釋放信息是爭取支持、博取信任的過程，也是爭奪同情、激起輿論的過程。很多網民想借此過“法官”癮，但供裁斷的“事實”，其實都由警方或會見律師提供。

　　上述兩方，最理想的狀態，無疑是同時提供有效信息，令公眾知情權獲得充分滿足，由法院來做最終裁斷。一方姿態得當，措施得力，就可贏得主動，令提供錯誤信息的一方無話可說。而任何一方出現失誤，都可能導致信任鏈條的斷裂。及至目前，鄧玉嬌案中的警方、律師表現，都不令人滿意，一方說法變幻騰挪，玩起文字游戲；一方先玩抹黑，再做煽情，將事件牽入“陰謀論”。出現這樣的結果，頗值得雙方反思。

　　先談律師。路見不平，仗義相助，本是好事。既然當事人已被刑事拘留，律師的本分，在于盡己之力，在法律框架內維護當事人權益。具體包括：配合警方，保證鄧玉嬌受到中立、公正、專業的精神鑒定；在會見時，告知鄧玉嬌享有的合法權利，解釋其涉嫌的罪名，如果她被拘留前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代理她申訴、控告；了解案發經過，適時與警方溝通疑點，為將來調查取證做準備；時機成熟時，爭取以鄧玉嬌不具人身危險性為由，申請取保候審，解除羈押。

　　可人們看到的，卻遠非如此，或吟詩作賦，或相擁痛哭，會見之后，又迅速推出“性侵犯說”，令公眾嘩然，紛紛質疑警方取證不力，甚至以為家屬因受壓力，才毀了關鍵證據。前頭說人家“遭受性侵害”，被解除委托后，卻發布聲明說媒體做“不實報道”，稱“性侵犯”只是指“法律意義上的強奸未遂”。問題是，連沒學過法律的讀者，事先都知道被刺死的官員涉嫌強奸未遂，何必先換個說法嘩眾取寵，之后又自辟其謠？

　　再說當地官方。既然鄧玉嬌的母親覺得兩名律師不合適，并提出解除委托，就應由鄧母對媒體釋放這一信息，官方來宣布，大約是想證明自己信息靈通，還是又想把“陰謀論”扣到自己身上？許多事實已經證明，如果公眾對警、律雙方的信任鏈條同時斷裂，將意味著公眾對司法途徑失去信任。司法衰則私力報復興，這也是法律的悲哀。

　　從法律上講，鄧玉嬌案的關鍵，并不在于詞語的閃挪騰移，而是對事實的深入發現。如果司法精神鑒定證明鄧玉嬌當時失去自控能力，警方應立刻依法放人。如果現場勘查記錄、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均證明被害人欲行不軌，鄧玉嬌屬于正當防衛，同樣可認定其無罪。

　　當然，如果最終事實證明，鄧玉嬌的行為屬于刑法上的假想防衛，即誤以為被害人欲“性侵犯”，則她應在適當范圍內承擔刑責。假想只具備假想的意義，若想令各類“陰謀論”徹底終止，警、律雙方就必須恪遵職業準則，以對公眾、對法律負責任的態度，發現更多的真相，并如實提供給最終裁斷者。

　　□夏周(學者)